溥仪妻子李淑贤的自我辩白.docVIP

溥仪妻子李淑贤的自我辩白 　　笔者过去做编辑工作，存留部分名人信件，内中文艺界的居多，也有界外的，比如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曾先后寄来三封信，现均完整保存。与信函内容相关联的，是李淑贤认为她与溥仪的婚姻生活，曾被美国作家于《中国末代皇帝》一书中作了不合乎事实的叙写，她为此著文辩白，这篇文章经我之手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 　　三封信分别写于1990年11月18日、12月22日和1991年2月9日。 　　还记得1990年秋天的某一日，有一位叫李喜根的中年男子到报社来找我，说他与溥仪最后一位妻子李淑贤很熟悉，李女士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人在做末代皇帝溥仪的文章时，用了一些不实之词，歪曲她和溥仪的婚姻生活，对她个人的形象有所抹黑。气愤之余，李女士想写文章，对一些事情进行澄清和辩驳。李喜根此次来访，就是希望解放日报能帮助李淑贤了却这一心愿。他还说到李淑贤表示她同溥仪共同生活了6年，经历和了解不少情况，如果报社有兴趣，她还可以陆续写一些回忆性的文字（由于来访者也姓李，所以当时我曾猜测李喜根是否是李淑贤的族亲或族人之类）。 　　对于溥仪与李淑贤的婚姻状况，当时我有一些零星耳闻，其内容褒贬都有。听完李先生的述说，我的想法是，溥仪同李淑贤1962年联姻的时候，业已经过改造，具有中国公民身份，两人的结合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支持。溥仪当过全国政协委员，李淑贤则曾经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有关文章记述他俩婚姻生活的状况，当事人有异议和意见，要申述，他们是有这样的权利和自由的。我当时还想到，婚姻关系常常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何况这一对夫妻的结合有其特殊性，如果写作者不做全面了解，把一些负面的东西集中起来，是很容易发生偏差和不公，从而损害当事人的形象和声誉的。据此，我表示愿意接受李淑贤的文稿，并提出解放日报是一张有影响力的报纸，文章一定要写得客观务实，希望李女士做到这一点。 　　过了不久，就收到李淑贤从北京寄来的邮件，文稿之外，附有简函，全文是： 　　沈扬同志：您好！ 　　关于这篇文章贵社很支持我，谢谢。 　　这篇稿子是我写的，文章很杂乱，请李喜根同志帮我整理修改后我已看过，并请他帮助找合适的地方发表，现贵社能支持给我发表，我同意由解放日报发表，并请您能在文章发表后给我寄报纸。衷心感谢。 此致敬礼！ 　　李淑贤90、11、18 　　从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篇2800 字的文章初稿是李淑贤写的，因写作水平的问题，请李喜根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和修改。文稿的题目是《关于溥仪和我的婚后生活》。李淑贤在文章中，首先对美国作家爱德华·贝尔在写《中国末代皇帝》前从未采访过她表示不满，“一心要为溥仪作传，要写溥仪和我共同生活的贝尔先生，却忽视了与溥仪朝夕相处整整6年并对这一段历史最为了解的溥仪之妻，这恐怕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疏忽”，“至少可以说缺少应有的严肃态度” ，也正因为如此，在记述溥仪和她共同生活情形时“显得捉襟见肘”。文章接着列举贝尔书稿中有关这方面的不实描写，比如：“李淑贤继续做护士，但她发现照顾溥仪简直让人发疯。” “各方面的材料都说明，她（指李淑贤）似乎十分泼辣，但溥仪平静地忍受了他新的不幸。” “溥仪住院后，刚开始，在另一家医院当护士的妻子还来探望，慢慢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来了。”李淑贤觉得这位从未谋面的外国人“秉笔直书”的胆量和随意性“令人吃惊”，她认为作者笔下的“新的不幸”，实际上“是想唤起一种轰动效应”，“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新闻自由”。 　　接下来李淑贤叙述了自己和溥仪的婚姻状况和情感生活。其中写到，“尽管我和溥仪在出身和经历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可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都如饥似渴地追求人人都有的那种极其普通的家庭生活。我们结合后相依为命地度过了5年半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几乎寸步不离。北京西城南草坊的街坊邻居看到我们清晨相携而出，日落并肩而回，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 当过皇帝的溥仪动手能力很差，闹出许多笑话，为此做妻子的也会嫌他笨手笨脚，有时还冲他发火，溥仪此时总是主动认错，并虚心地从一点一滴学起。她对此的感觉是：“生活中每经历这样一次‘插曲’，……两颗心贴得更近了。”关于溥仪生病住院的情况，李淑贤是这样记述的：溥仪患的是尿毒症，她花了好大力气叫到一辆出租车，送到医院，大夫过来看看就不管了，泌尿科也不接受，不得已她找了政协老领导沈德纯，沈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才住进了人民医院。“从这时起，直到10月17日溥仪去世，除了给溥仪办事外，我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床头。溥仪病危期间，换住小病房，由于屋子太小，连个木椅也摆不开，我就将两只木凳放在门口，一连13天，晚上就趴在小木凳上打瞌睡。”接下来讲了她为溥仪熬中药的情景：怕医院熬不透，每次都把中药带回家里细细熬，当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