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北京带来岭南文化的广东会馆.docVIP

给北京带来岭南文化的广东会馆 　　明清以来，众多广东会馆陆续在北京建立。这是民间同乡会自发组织的驻京机构，因而在文化上为北京飘入熏风南来的粤韵。会馆不仅是进京赶考举子的居住场所，也是广东籍来往官员的政治中心，所以又与官府频繁往来。在广东会馆中传来朗朗书声，时常有双语官话，每逢年节经常组织昆弋酬神堂会或团拜堂会，这些文化活动影响着北京这个五方杂居的京师。 　　广东在京设立会馆的状况 　　广东在京设立会馆最早可追溯到明永乐初年（1403），至解放前夕已有40余所。民国以来，广东会馆或年久失修或易主变更，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居住在广东会馆的广东人四散奔逃。致使有些会馆被外乡人强占，也有滞留的广东籍人将房产转租外赁，所以清代广东会馆应比现在多些。 　　广东会馆多设在原宣武区，如：番禺的新旧两处会馆分别在前青厂胡同和上斜街，东莞的新旧三处会馆分别在上斜街、烂漫胡同和珠朝街。韶州的新旧两处会馆在上斜街和前门外大江胡同，高州会馆的两处分别在潘家胡同和贾家胡同。新会邑馆在粉房琉璃街，潮州的三处会馆分别在菜市口胡同、延寿寺街和海柏胡同。兴宁邑馆在潘家胡同，协中会馆在棉花头条，高郡会馆在贾家胡同，廉州会馆在粉房琉璃街，琼州会馆在大外廊营，焦岭邑馆在虎坊桥，南海会馆在米市胡同，雷阳会馆在裘家街，顺德邑馆在海柏胡同，顺德西馆在永光寺西街，顺德南馆在菜市口胡同，顺德新馆在天景胡同，三水会馆在保安寺街，仙城会馆在王皮胡同，香山会馆在珠朝街，嘉应会馆在香炉营头条，肇庆会馆与肇庆西馆在铁树斜街，七邑会馆在前孙公园胡同。以上会馆都在原宣武区境内。 　　也有一些广东会馆设在原崇文区，但相对较少。不过，草厂头条的广州会馆却是明初最先开创的老馆，而西打磨厂的粤东会馆清初就有了。此外还有长巷四条的南雄会馆、西打磨厂的潮郡会馆、草厂七条的惠东会馆与惠州新馆。在原崇文区除了会馆外，还有祠堂、庙宇以及坟茔义地，如龙潭湖畔的广东义园、广东先烈祠、袁督师庙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粤东会馆有两处，另一处坐落原宣武区南横中街；广州会馆也有两处，另一处坐落原宣武区的韩家潭，则是李渔设计的芥子园。 　　上述这些会馆随着北京旧城改造大部分已拆除。 　　广东会馆是京师的岭南大学堂 　　广东在北京的会馆不似山西、陕西、安徽、福建等省兼有商业以及其他行业，大多数是为科举士子们提供寓所。这些读书士子有自己的读书圈子，聚会之所自然选在会馆的厅堂。在原宣武区的广东会馆彼此相临最远不过二三里，最近的在同一条胡同甚至门对门。所以，旧时这些广东籍的举子彼此谈诗论文，相互督促学业或郊游结社井然有序，北京的广东会馆可谓是京师的岭南文化学堂。 　　这种同乡举子的读书风气不仅在广东籍学生中相互影响，也影响着其他省份的士子们。可以这样认为：相对集中的会馆就是一所没有校长和行政管理干部的大学校，而各省士子们云集的会馆使北京南城俨然成为一座大学城。 　　早在明代前门东的打磨厂、兴隆街、草厂一带就有多家书铺，出现过很多书院学堂以及会馆中的义学。资料记载，明代京城有著名的十三家书铺，除了经史子集外，还刻印杂剧传奇剧本。其中的永顺堂、金台鲁氏、金台岳家、国子监前赵铺、刑部街住陈氏、宣武门内铁匠胡同叶铺、太平仓后崇国寺牌楼张铺、京都高家经铺、隆福寺、二酉堂、洪氏剞劂斋等都是老字号，正阳门汪谅金台书铺、崇文门内观音寺胡同党家等也距会馆很近。其中的“二酉堂”在解放前后还在营业，还专门标明“老二酉堂”的品牌。至于琉璃厂更是读书人经常光顾的文化街，这里亦是会馆云集之处。 　　清末，“戊戌变法”缘起圣地就是在菜市口米市胡同43号的南海会馆，这是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的一场变法维新运动。康有为于光绪八年（1882）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在南海会馆撰写奏章上书皇帝后才形成维新的念头。 　　南海会馆的七树堂是康有为亲自定名，因小院内有七棵树而名。他居住的北屋是旱船式建筑，窗棂上镶嵌着近代西洋五彩玻璃，被康有为题名“汗漫舫”。院内假山叠石围廊环抱，廊壁间镶嵌着15块苏轼观海棠的石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又来到南海会馆，于4月22日夜在七树堂撰写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5月2日，以广东为首的十八省参加会试举人们会集在宣武门外达智桥12号松筠庵杨椒山祠，在此签名上书者共有1300多人。当日，康有为同这些举人们一同到都察院上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考取进士后任工部主事，在南海会馆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这时还创办了“强学会”为变法维新铺垫。光绪二十四年（1898）1月5日，康有为又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4月12日，与御史李盛铎在南横街的粤东新馆戏台，召开全国性政治团体的“保国会”，有两千多人参加这次会议。6月11日，光绪帝颁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