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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下政府与个人自由的限度 　　【内容摘要】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政府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必将无法适应当今信息爆炸、瞬息万变的网络化的竞争社会。这就要求政府在新形势下角色重新定位，以适应网络经济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研究政府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限度，对于增强网民自身素质，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网络 政府 个人自由 限度 　　约翰·密尔在他的经典文本《论自由》中说无论政府组织的有多好，都必须禁止干涉个人自由。好政府是不够的：就算是结构最合理、意图最良善的政府，也会受到诱惑而闯入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1]。在政治学领域中，政府的“权力”和享有个人自由的“权利”的制衡，以及这两者的限度一直是思想家们研究的重大问题。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契约、有限政府、分权制衡等理论无不在政府“权力”和个人自由“权利”之间寻找着平衡点，构成了政治学中的经典理论体系。而在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这一问题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所以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自由的界定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是近代自由主义产生的代表，他认为：“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他又把阻碍分为“外在的阻碍”和“内在的阻碍”，前者的是由外界设置的束缚，限制事物只能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运动[2]。比如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就身处这样一个处处受限的世界，他感到非常不自由。后者指的是致使事物不能运动的阻碍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事物自身的构成之中。他进一步说自由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及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的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即指向第一种阻碍，自由不是有心无力，而是在能力范围内，人是否受到了外界的阻碍。自由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的要求，更是“生活的本质”，指的是不受他人的强制，保持人的独立或者说不依从。人是生而自由的，人们也热爱自由，自由是“权利”，只是当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政治社会后，追求自由或者说保有自由成为了“权利”反抗“权力”的历程。 　　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受到了19世纪法国发生的社会转型的极大影响，反思人民主权下的民主政治体制。为什么雅各宾专政在“自由”的旗帜下牺牲个人自由？在“多数人的暴政”[3]下，人民依然像在专制的“旧制度”下没有自由，难道这是人们应该看到的结果？难道人民在摧毁了“旧制度”的专制压迫后，又迎来一个新的专制？托克维尔毕生都在思考和解决如何在民主体制中，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确保少数人的权利，真正实现民主的自由，即既是民主的，又是自由的。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教授所说：“网络作为最便捷的媒体，每个人都可以用它高谈阔论，讨论时事政治，讥讽世态炎凉，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创见。新兴媒体这一优势，由于信息难以把关，或被一些人用来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攻击他人，肆意发布不实消息。这并不是网络自由，而恰恰是一种肆意发泄的快感。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4] 　　当然，“多数人的暴政”只是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极端形式，在近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得到了防止，不必杞人忧天。民主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古希腊搞民主，但是那里的奴隶和妇女是没有政治权利的。民主可能有50种、100种，现代西方的民主是其中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也是其中一种，西方任何以己度人批评我国的行为都是可笑的，本身这么做就有悖民主精神。近些年由于中国民主和网络的发展，公共舆论在一些事物上有了决定性的力量。人肉搜索让很多事情暴露在阳光下，网络上的声讨、联名有时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微博上的转发让爱心传递……当我们拍手称快、群情激奋的时候，非常有必要警惕，警惕舆论上“多数人的暴政”。如在日本发生核泄漏时，由于盲目相信网络上散布的不实信息，不明真相的群众掀起了抢盐的热潮，到头来忙了一场空。由此可见，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力和独立的人格、培养公共精神，人才不会随波逐流，是获得真正自由还是“伪”自由的分水岭。 　　二、个人的和社会的 　　密尔修正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改变了其利己主义的基础，强调人的社会情感，强调公众的社会利益。他对个人自由的探讨，已不再局限于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而是扩大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标志着自由主义从“政治的自由”转向了“社会的自由”[5]这一新的阶段。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妨碍他人，就应有完全的自由；但他的行为妨碍了他人，这行为就被排除在自由的范围之外，而被放进道德或法律的范围之内了，人类就有权干涉他的行动自由。他提出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好处”这一主张，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提出了个人之间进行广泛的互助合作可以更大地促进普遍的善，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向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过渡的桥梁。 　　可以看出中国的现实社会相对压抑，贫富差距大，社会摩擦较多，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