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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伦理的重要性和译者荣辱观建设研究 　　摘 要：翻译伦理一是指译者自身的素质；二是指译者对于译入语文化的伦理责任；三是指译者对原作者及读者的伦理责任；四是指译者的翻译态度以及行规。译者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荣辱观对于翻译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译者应具体做到：以热爱、弘扬祖国的语言文化为荣，以损害祖国利益为耻；以重视再现原文、原作为荣，以胡译、乱译为耻；以对读者负责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精益求精为荣，以粗制滥造为耻。这种才能保证翻译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翻译伦理；翻译业；译者；荣辱观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274-02 　　引言 　　《辞海》对于“伦理”的解释之一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通常来说，“伦理”一词对应的英语是“ethics”[1]。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对“ethics”的定义则是：“moral principles that govern a person’s behaviour or the conducting of an activity”。也就是说，不论是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英语的角度来看，“伦理”的范畴都要比“道德”要宽得多，它包含了多种道德规范。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采用“翻译伦理”一词，而不是“翻译道德”。 　　虽然翻译伦理对于翻译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引起翻译界的广泛注意却是近几年的事。主要原因在于，在翻译产业兴起之前，翻译活动主要是在各种组织机构内部进行的。从国内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各大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翻译部门或翻译人员，翻译任务主要是在单位内部解决，翻译质量较可靠，即使出问题也容易追究和更正。而在翻译产业化之后，大量的翻译活动已交由各单位外部的人员承担，翻译服务的质量有时难以令客户满意。在西方国家，情况类似，传统上也很少有人直接谈论翻译的伦理问题。然而随着翻译产业化的发展，翻译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国际译联把2001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定为“翻译与职业道德”，并且确立译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为：“保密、公正、按时、尊重客户、公平交易、谢绝自己所不能胜任的翻译任务”[2]。一些国家在翻译教学和资格认证中，也加入了翻译伦理的内容。 　　实际上，翻译理论界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应该怎样翻译”这一命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和哲学家安纳瓦托?贝尔曼（Antoine?Beman）最早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在1984年举行的一个有关哲学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贝尔曼猛烈地批评了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贝尔曼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并主张把翻译伦理作为翻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翻译界的权威杂志《译者》于2001年出版了名为《回归到伦理问题》（The return of ethics）的专刊，编辑安东尼?皮姆在论述翻译与伦理的关系时借用了Andrew Chesteman在“Proposal for a Hicronymic Oath”一文中所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包括：再现的伦理――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服务的伦理――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交际的伦理――与“他者”进行交流；基于规范的伦理――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承诺的伦理――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3]。 　　一、译者的翻译伦理 　　在西方翻译界就翻译伦理展开研究之际，我国学者也对翻译的伦理问题越来越重视。虽然我国翻译伦理问题研究开展较晚，但是对于翻译伦理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视。吕俊、许钧等著名学者都认为译者的翻译应受到道德层面的约束，并对其影响进行了探讨。在翻译产业日益繁荣的今天，在翻译伦理方面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有些译者严重违反翻译伦理，造成了极坏的后果。因此现在更有必要讨论翻译伦理问题，特别是译者的伦理。 　　中外学者们对翻译伦理的阐述并不完全一样，但大体来说，他们所说的伦理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4]： 　　一是指译者自身的素质，包括翻译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两个方面。当前有些学者在谈到翻译伦理或道德时，往往不提翻译者的业务素质，其实业务素质也是翻译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译者只有具备了基本的业务素质，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翻译任务。思想道德素质则一直被认为是翻译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南北朝时期，名僧彦琮提出的译者“八备”说中，就包含了业务素质和思想素质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是指译者对于译入语文化的伦理责任。多数学者都主张中国的文学翻译应采用异化策略，尽可能多地吸收一些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成分。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这样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一种维护译入语文化的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