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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津律师群体状况分析 　　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司法执法等审判制度的改革，也带来了新的职业——律师的出现与活跃。这是一个新崛起的阶层，其教育背景、组织形式、经营手段乃至生活方式，都体现了迥异于传统的特色，为近代城市社会阶层的演变增添了新的景象。 　　一、 民国时期天津律师群体的兴起与发展 　　民国时期，天津律师作为群体的兴起基于两方面的因素。其一为近代社会转型之使然。19世纪20～80年代受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天津为华北商务荟萃之区，纠纷较多”，特别是外国侨民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而免于诉讼时，华商却因缺乏法律保护而屡受外商欺凌。在此社会大变动的总体格局下，旧有的职业划分及其专业知识已难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再者国内传统知识结构中儒者不谙法律者甚多，为应付“通商交涉，事益繁多”的局面，实现“通商惠工，为经国之要政”的新政革新之主旨，律师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开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其二是政府法律制度规范之推动。天津律师制度的确立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逐步形成的。尽管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有“讼师”、“代书”等法律服务人员，但直到1906年清末新政时期，由沈家本、伍廷芳共同编订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未颁行）才真正开启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草案》对律师的资格、注册登记、职责、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公堂办案等都做了规定。可以说，清末十年新政奠定了中国律师制度的雏形。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1912年颁布实施的《律师暂行章程》为标志，民国律师制度正式建立并确立了律师作为自由法律职业的合法性。受政府政策的推动，天津律师按照《律师暂行章程》规定，于1913年3月在天津河北黄纬路咸安里27号成立天津律师公会。会长李洪岳，副会长朱道孔、吴伯衡，并设常任评议员和干事若干名。 　　天津律师公会初创时，不仅会员人数少，当时仅有吴大业、钱俊兴、张务兹等3位执业律师；而且因民国初创，“法条繁多，手续复杂，兼以政治不良，司法不克独立，故执行职务诸多掣肘”。1921年至1937年是天津律师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并且随着该时期民刑商以及各项单行法规逐渐改订编纂，如《律师章程》和《律师登录章程》颁布以及《律师法》的起草，律师从业人员激增。到1932年天津律师人数激增到814人，1933年更是达到了860人，1935年虽然回落到609人，但与同时期北京律师公会（448人）相比，在人数上还是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抗战初期受战争影响会员大部分离津，在津者也大多数居无定所，天津律师活动陷入停滞状态。抗战胜利以后，南京政府时期司法机构大规模增加，并放宽了律师资格和条件，致使“律师充斥”。同时因为工商业凋敝农村破产，律师作为“附庸于社会生活之业务”，收入锐减。 　　二、 天津律师群体情况分析 　　通过天津律师公会档案可以发现，自1913年到1949年，各时期天津律师的年龄分布变化较为一致。首先，主要以30～49岁的中青年律师为主。但在1920年以前，该年龄段的人数比例为50%，之后该阶段人数比例逐渐上升，到1949年之前比例最高时达到57%（1946年）。同时就该年龄段而言，其分布比例极不均匀。40～49岁的人数比例要远远高于30～39岁的人数比例，二者甚至相差34个百分点（1945年）。其次，人数分布比例较高的是50～59岁年龄段，人数比例维持在30%左右。再次为60岁以上，人数所占比例，最高时达到19%（1945年），最低时为0.3%（1935年）。其中年龄最小者是35岁，最大者为67岁。这些在天津执业的律师大部分来自河北（包括北京和天津），比例高达67%，其中天津本地人所占比例为12%。其次是江苏、安徽、浙江、山东等地。另外还有德籍1人，俄籍6人。 　　在性别方面，天津律师群体与全国各地律师群体一样仍然是以男性为主，执业女律师可谓是凤毛麟角。虽然1912年的《律师暂行章程》明确将女律师排斥在职业范围之外，但随着女学的兴起以及大学开女禁，民国时期女子接受教育不仅成为事实，且受教育程度也逐渐提高，甚至留学欧美。1927年《律师章程》废除了对女子从事律师职业的限制，女律师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但总体而言，虽然读法律的女子逐渐增多，但真正从事律师职业的还是寥寥。直到30年代，个别女律师才开始活跃在天津律师界的舞台。主要有纪清漪（黑龙江绥化人）、王秀洁（河北大城人）、陈以庄（江苏江阴人）、董端懿（河北宛平人）和马荃（河北河间人）5位。其中马荃是天津执业最久的女律师，1933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学院即进入平津律师界。她担任天津《妇女之友》的法律顾问，并任南开大学女生训导员。纪清漪是清纪晓岚六世直系孙，1931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进入平津律师界。 　　新知识背景在律师执业中有重要的作用。以1935年为例，在609名律师中43名有留学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