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书学思想之比较.docVIP

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书学思想之比较 　　【摘 要】清中期以后，中国书坛帖学与碑学分派的格局已经逐渐形成。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艺舟双楫》明确地表达出对碑学偏爱。随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帖学加以批评，在整个书坛形成一股尊碑抑帖、重北轻南的风气。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作为清代碑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碑学思想内部也存在一些差异，文章拟从碑与帖、古与今、南与北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对他们碑学思想的差异进行分析。 　　【关键词】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碑与帖；古与今；南与北 　　明清以来，中国书坛碑学思想盛行，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碑派书法家和理论家。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为代表的碑派书法理论，构成了清代最主流的碑学思想，受到世人的极大关注。邓宝剑老师在《唐代楷书笔法与结构问题辩证》中指出：“尊北而抑南，尊碑而抑帖，尊古而抑今，构成清代碑学的三重基本价值取向”。尽管他们三人都是碑派书法家，但他们在“碑与帖”、“古与今”、“南与北”三个方面各有侧重。 　　一、碑与帖 　　刘恒《中国书法史》中说：“帖学”指宋以来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献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书风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和以晋唐以来的名家墨迹、法帖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由于这一风气是在宋代出现的《淳化阁帖》等一大批刻帖的刺激和影响下形成的，故称“帖学”。“碑学”则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板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刘恒先生对“碑”、“帖”的界定成为许多学者研究清朝书学碑帖观的重要依据。 　　包世臣倡导碑学，晚清、近代学术界对包世臣的研究认为他对清代碑学之盛行具有具足轻重的影响。在论及包世臣的碑帖选择时，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从包世臣的同时代到民国，直到当代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包世臣碑派的倡导者，极力推崇碑学，但也有不少人对他的碑学理论颇有微词。其中金丹博士提出“包世臣书学思想的实质是以碑改造帖”的观点。这客观揭示了清代碑学理念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性。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总结了碑学的理论与实践，在打破帖学束缚、促进书法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使清代尊碑思潮获得了有深度的理论支撑，确立了康有为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独特地位，从而影响了一代书风。关于康有为碑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对帖学的认识方面。康有为“尊碑抑贴”，对比包世臣与康有为，我们可以发现，对碑帖的整体看法，包世臣碑帖并重而康有为尊碑抑帖。对不同时代的碑帖，包世臣褒唐为主而康有为尊魏卑唐。然而他们对民间的碑帖都非常青睐，通过比较能看出包、康书法思想具有明显的承接和发展特点。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帖学观是康有为书学思想的重要部分。通过对康有为帖学观及其成因的探究分析，认为康有为并非一开始就对碑学推崇备至，帖学观同样是碑学大师康有为书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早年也致力于法帖的学习，对帖学的先宗“二王”有着虔诚的心态，其矛头指向的是唐代书法和宋元而下学“阁帖”的帖学家们。他在倡导碑学书风、建设碑学理论的同时，对帖学的价值经历了多次再认识的过程。他晚年的书法艺术实践是以碑为主、碑帖兼备的。因此，尽管康有为在书理上高举碑学大旗，但在书法实践上并不排斥帖学。 　　二、古与今 　　关于“古今问题”，阮元对“ 古”具有独特的认识，即“篆隶遗法”，具体的说，就是汉代隶书。因此，阮元以是否保留隶书遗意为标准，将汉代以后直至隋唐的书法分为南、北两个书派。有学者认为，阮元书论中的“南”、“北”分派是在南朝禁碑和“太宗独善王羲之书”等客观历史原因的影响之下，以是否保留隶书遗意为标准的分派结果，并不是分派的标准。 　　阮元从师承关系上分出系统，而包世臣是从北碑本身作出体系的划分，并从中寻找历史渊源。包世臣还对北碑与唐碑进行了一番比较，“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 唐人隶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这里，包世臣肯定了北碑的艺术风格，北碑处于隶书向楷书发展的特定时期，故有古朴与新变相结合的特殊风韵。在人们厌倦了学帖的传统环境中，北碑展示出一种全新的风采。包世臣的认识体现出了晚清朴学风气盛行带来的审美取向的变化，人们更加向往北碑古拙自然的艺术风格。 　　通观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无论是“帖学大坏说”，还是“唐碑磨翻已坏说”，无时无刻不是围绕着笔法与结构的阐述展开的。不必赘述，直窥古人之笔法、得其古意始终是他书学的首要追求。 　　三、南与北 　　关于“南北问题”，阮元的理论集中体现于《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中。他上溯源流，系统的分析和总结了魏晋以来的书法变化，并将其划分为北派书法和南派书法。他认为两派书法同源于钟繇和卫?，继而分为以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等为代表的南派书法和索靖、欧阳询、褚遂良等为代表的北派书法。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