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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治实现自由 　　1856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版。他写信给英国的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出乎他的意料，短短三年，这部著作就在法国重印了四版，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地也极为畅销。一百二十年后，法国另一位研究大革命的专家弗朗索瓦·傅勒指出，《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近代民主政治史文献中的“可怜的长辈”，涉猎的人多，读懂的人少。又过了将近五十年，2012年岁末，在另一个东方大陆，在准备迈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托克维尔的这本经典风靡一时，洛阳纸贵。 　　我不知道托克维尔若泉下有知，对此状况会作何感想？是欣慰，还是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但我相信，托克维尔当初对本书命运的判断，依旧是那么的准确——真正读懂这本书的自由之友屈指可数。表面上，这本书在解释革命的起因与根源，在剖析革命的激情与残酷，在揭示革命建立的新社会与旧制度之间的延续而非断裂，甚至在为各种反对或拒绝革命的立场提供充分的事实和理由，但实际上，托克维尔真正关心的，并不是革命本身。在民主与身份平等的革命业已成为“势所必至、天意使然”的情况下，托克维尔念兹在兹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曾使贵族阶层保持了刚毅的德性，曾使法兰西民族成为伟大并充满激情；正是自由精神的缺失导致革命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在革命后建立了平等社会的今天，也只有自由，才能避免社会走向新的专制和暴政，才能恢复每个个体的独立和尊严，并推动一个民族走向强大和荣耀。 　　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承认：“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别无事业。”可见，正是这种对自由的热爱，不断激励着托克维尔的政治思考。同时，也是基于对这种自由的热爱，使他能具备敏锐的洞察，拨开历史的迷雾和纷繁复杂的事实，看到自由对于个体、民族乃至人类的意义所在。换言之，唯有建设自由，才是出路。托克维尔的可贵在于，他把握并承认历史发展的趋势，力图超越自己的身份、情感和利益来进行思考，从而具有广阔的悲悯情怀。 　　更重要的是，托克维尔对自由的思考，结合了人性和制度两方面的建设，由此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推进的基础。他的自由观丝毫没有忽视人性的基本需求这一维度，但又没有局限于空泛的道德说教或谴责的层面；他的自由观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制度关怀的维度，但并没有立基于宏大的政治设计或叙事，就像当时法国的“文人政治”所体现的那样。针对大革命前后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平等激情所导致的专制集权的问题，托克维尔认识到，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但要实现自由，必须夯实公民社会的基础，通过日积月累的、多层面多领域的公民自治与合作的实践，达到自我教育、自我训练、变革社会、推进文明的目标。没有这样的自由自治的实践，革命就难以避免，革命就容易沦为悲剧，革命后所谓的新社会，也不过是乌托邦的梦想。 　　具体而言，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如何通过公民自治来实现自由联合的问题，直接间接地提出了如下一些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思路： 　　第一，不能以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寻找终极或唯一正确方案、彻底开辟新天新地等心态来构建全新的社会。正如托克维尔指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事实上的成就比人们想象的远远要小得多。法国革命中人民本来具有两种激情，即平等的激情和自由的激情，但为什么最终平等的激情战胜了自由的激情？就是因为平等的激情使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而缺乏耐心去思考自由和为自由脚踏实地。当时的文人们由此成为了国家首要的政治家。他们热衷于普遍的人性、结构，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而无顾必然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基于这样的教训，我们必须承认社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摆正心态，扎实地自下而上地改变我们“感情、习惯和思想”。我们不要忙着提供某种抽象的理性和原则，不要积极许诺一个完全平等的、公正的社会，而是在行动中逐渐消除那些明显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弊端，慢慢确立我们生活中那些实践的理性、智慧和原则。 　　第二，要尊重民主平等的潮流，以“普遍的自由”来替代贵族遗梦中的那种“特权的自由”。这是托克维尔不同于孟德斯鸠、基佐和伯克等保守自由主义者的地方。托克维尔看到，在身份平等不可阻挡的社会下，如果还试图缅怀过去特权自由的黄金时代，重新引入所谓的君主立宪、中间团体或以财产资格限制等为条件的中产阶级统治，这其实是一种时代错位，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引发更多的反感，从而不仅无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