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为何“民国大学校长”难以重现.docVIP

陈平原：为何“民国大学校长”难以重现 　　某种意义上，做教育是需要终身投入的。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一做就是10年、20年、30年。蒋梦麟做了15年北大校长，张伯苓几乎是南开“永远的校长”。好的大学校长，确实跟这所大学的精神、气质、历史、传统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今天没有了。 　　《看历史》：您曾经在《“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一文中写道：“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而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独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之挥洒自如。”能否谈谈为什么集天时地利人和的人是蔡元培？ 　　陈平原：之所以说蔡元培“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因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教育家，既是前清翰林，又是德国留学生，老人喜欢他的新，新人喜欢他的老。另外，他当过民国首任教育部长，有地位又有学问，这样的人才很难得。因此，不说百分之百，起码绝大多数北大教授都服他。在这么一个特定时代，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要找合适的校长，其实不容易。纯粹的留学生，人家会说他旧学根底太差；旧学修养好的，又有人嘲笑你对西方根本不了解。恰好，蔡元培这两方面的基本素质都具备。中学、西学，新学、旧学，地位、修养，加上他那传统儒家的春风化雨般的性格，做北大校长特别合适。我说过，即便在当年，蔡先生也不是第一流的学者，但他的学养、视野与胸襟，使得他可以游刃有余地促成北京大学的现代转型。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在1917年，一直做到1927年，中间有辞职，有出访，真正在校时间只有五年半。这个时期的中国，军阀混战，政治上很不稳定，大学经费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政府鞭长莫及，或者志不在此，没有强力介入大学的管理与运作，所以，执掌北大的蔡元培，有充分的自由及空间，来表达其教育理想，完成其现代大学建构。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蔡元培不断与教育部叫板，一会儿公开辞职，一会儿退回公文，这当然是因为他无欲则刚，但毋庸讳言，也与他的资历以及当时权力真空有关。如此天时地利人和，以后很难重现。 　　《看历史》：您在2000年纪念蔡元培校长逝世60周年时写道：“假如承认教育对于21世纪中国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其利弊得失，理所当然应该由所有中国知识者而不只是教育家来承担责任。”当时您曾经反问，我们在追慕蔡元培先生之后还能做些什么？13年过去了，我们能否从中国教育的变化中找到答案？ 　　陈平原：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必须关注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在我看来，知识的真正确立与有效传播，必须借助教育才能完成。所以，关心中国未来的读书人，都应该关心教育问题。我甚至认为，在21世纪，教育将成为一个跨学科、跨文化、兼及理念与实践、有无限可能性的重要专业。“知识”如何生产、怎样传播、能否应用、有无弊端，在今天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变成一个特别重要的学术领域。从1996年开始，以北大百年校庆为契机，我不断叩问中国大学问题。我的大部分论述，并不采取 “教育学专家”的视角，而是基于知识分子立场，因此，有的是技术问题，如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如何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但更多的是理念性的，包括中国大学历史的回顾，以及对大学精神的发掘等。但能走到哪一步，我也不清楚。常有人善意地嘲笑：你说的很对，也很好，但你能改变这个世界吗？我的答复是：尽力而为，但求问心无愧。 　　《看历史》：今天提到民国校长，人们一定会想到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等人，为何他们会成为整个民国时代校长的代表？我们能否从中找到一种当时的精神特质？ 　　陈平原：大众传媒所制造的“怀旧热潮”，不论对象是什么，都是只可远观，不可近视。实际上，“民国”或“民国大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美好。当一个学术领域转化成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时，必定基于对当下处境的反省与批判。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谈论蔡元培等“民国校长”，是用来比照、衬托、反省今天的中国大学。这种论述方式，对当下中国的校长们是不太公平的。因为，距离产生美感，我们更多看到先贤美好的一面，难得体会他们的艰辛与尴尬。不过必须承认，从晚清到民国，很多人是抱着“教育救国”的观念来从事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对他们来说，教育不仅仅是职业，更是理想。认定中国落后的总根子在教育水平，因此，蔡元培等人希望通过办学来“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国。可以这么说，晚清到民国年间从事教育的人，很多是有政治抱负的。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为20年、50年乃至100年后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奠定根基。那一代的教育家其实很幸福，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情怀，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而今天的教授及校长们，未必都有这种幸福感。 　　不能说那时的校长全都这么高尚，但请记得，民国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