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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与趋势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中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与趋势 　　不容乐观的社会公正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形，换言之，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这突出地表现为，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准则开始初步生成，但是，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就总体而言不容乐观。 　　第一，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从表1中可以看到，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最富裕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所占收入成消费的份额之比为10.7%.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在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主要国家当中，中国的贫富差距属于中上的水准。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或0.54左右。（注：苗树彬等：《寻找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统一的发展道路——中改院“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改革形势分析会”综述》，《光明日报》2004年8月17日。） 　　对于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可以形成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这些年农户的非农收入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这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的进步，则使得社会成员的个性意识逐渐觉醒，相应地，个人的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开发。而人与人之间在潜力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同时，这种差别又与按照贡献分配结合在一起，使得社会成员在收入方面逐渐拉大了距离。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也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逐步建立的过程。与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相对应，不同的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他们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了贫富差距。比如，在最早开始的流通领域市场化的阶段和随之而来的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阶段，一大批“个体户”和靠价格双轨制起家的富裕群体纷纷得以出现。再如，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而一举跻身于富裕阶层。从一定意义上讲，谁能与市场化过程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既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历史的合理性相联的，那么对此应当予以客观的承认，而不宜一概从道义上予以否定和谴责。 　　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虽然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出现具有某种合理的成分，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在多种非正常因素的影响之下，收入差距过大现象日益严重，已开始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迅速的变化是让人担忧的。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其一，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本来，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不健全，如没有遗产税税种。根据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68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7.6～9.1%.其中，平均每年少征收的关税为1500～2000亿元，少征收的增值税为1500～2000亿元，少征收的营业税为1000亿元左右，少征收的资源税（如土地、能源等紧缺资源税收）在1000亿元左右。另外，中国的地下经济十分严重，地下经济偷漏税流失额在700～800亿元之间。（注：胡鞍钢：《腐败与社会不公——中国90年代后半期腐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与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的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其二，对于基础阶层来说缺乏必要的“兜底”。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比如，中国只是职工养老保险一项的历史债务就高达28753亿元。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其三，经济领域当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