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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场域中符号暴力的运作方式探析 　　摘要：符号暴力是布迪厄教育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通过这个概念，布迪厄揭示了教育的本质，认为从教育行动从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段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1]13。遵循布迪厄所推崇的关系主义原则，将符号暴力与场域、关系、资本等其他重要概念相结合，阐释教育场域中符号暴力的运作方式。 　　关键词：教育场域；符号暴力；教育工作；教育政策推行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209-02 　　在布迪厄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对教育性质的深刻分析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符号暴力。正如他在《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一书中明确指出的，尽管教育承担着众多的功能，但其最重要的功能，乃是通过作为相对独立的垄断着符号暴力合法实施的社会机制，在中立性的外衣之下，使它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从而有助于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理解符号暴力和教育场域、文化资本、惯习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符号暴力教育理论的基础，更是分析教育场域中符号暴力运作空间和运作方式的前提。 　　一、符号暴力与教育场域、文化资本、惯习 　　布迪厄在对教育进行分析的时候，遵循的是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即不孤立地分析对象，因为特定分析对象的特征的绝大部分恰恰来自于它所处的特定空间里与其他对象的客观关系之中[2]。因此，他从惯习、场域和资本的概念出发，深刻揭示了学校教育中符号暴力的运作及其隐蔽性，指出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具有自己建制特征、专业利益、资本分配和转换机制的场域，是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机制。所谓的符号暴力，是指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情况下，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行动者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符号暴力概念表明了布迪厄的一个基本观念：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现代社会中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行动。符号暴力、场域、资本和惯习是非常紧密的一组概念。 　　所有社会行动都在一定的场域中展开，教育行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于教育场域。就其作为一种客观性社会存在而言，教育场域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3]。布迪厄对教育场域的分析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将之放在与权力场域的关系中进行思考。他认为教育场域既依附于权力场域，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并且正是这种表面的独立性有利于其对主文化的再生产，因为这可以使它在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掩护下获得充分的合法性，从而使得教育对象毫无保留地接受主文化的灌输并将其内化为自身行动的“惯习”。在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是其权力的中轴。文化资本有三种表现形态，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之中；二是客体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文化物品之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4]。处于不同地位的主体占有的文化资本不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教育行动即为符号暴力；在教育场域中，占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主体更有权力对其他主体施加符号暴力；而由于文化资本占有量不同所导致的惯习的不同决定着行动者的行动，使得占有较少文化资本的人成为符号暴力的受众。理解了符号暴力与教育场域、文化资本、惯习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符号暴力教育理论的基础。 　　二、教育工作是教育场域中符号暴力运作的主要方式 　　教育工作蕴含在教育行动中，指的是一种灌输工作，一种需要长期进行，以提供一种持续性培养，使文化专断内化为自身习性的工作。它可以在教育行动终止后长期存在[1]4。教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学校中的教育工作，亦称之为主教育行动。在一个给定的社会构成中，主教育行动通过教育工作得以完成。教育工作完成的越好，就越能强加主文化的合法性。这就是说，它不仅向教育行动的合法对象（即受教育者），而且向被统治阶级的成员，更完全地强加对主专断真相的不知，从而有助于把主文化合法性的承认强加给被统治集团或阶级的成员，并使其内化为他们的“惯习”。与此同时，教育工作具有保持秩序，即再生产各集团或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结构的功能[1]50。教育工作的产品，一个是将主文化内化为自身“惯习”的完美的人，一个是各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所以可以说，教育工作时符号暴力运作的最主要的途径。 　　所有教育行动，或者说教育场域中符号暴力的实施都必须通过教育权威。“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合法强加的权利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1]50布迪厄认为，只有当实施教育行动的当局根据某一集团或阶级的文化专断确定的强加方式，并以这些集团或阶级代理人的身份，也就是以受委托掌握符号暴力权力的人的身份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