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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当前的“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有两个流行的内涵：(1)要求裁官减负、息事宁人;(2)要求“海选”乡镇长。本文质疑其用途，指出其代价，提出不同思路。 　　裁减公务员或许能省下乡镇政府的开支，据说省下这笔钱就能减下农民的“负担”。裁人或许还能减少乡镇政府办的事，但不如明确宣布减事直截了当和有效。据说减了官家的事，农民就自由了;农民自由了就能缓解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在笔者看来，靠裁官省钱、息事宁人来解决“三农”问题是一厢情愿，而且与“体制改革”基本不搭边。于是，“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要求是“民主化”，要“海选”乡镇主要官员。什么理由?因为“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农村管理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农村的发展要求”，“不能适应农村基层推行民主选举的要求”，不能适应“乡镇政权本身需要进行合法性转换”的要求。在笔者看来，靠海选乡镇政府来解决“三农”问题也是一厢情愿，甚至是异想天开。要求在全国农村做如此根本的变革，缺少需要变革的理论和事实依据。 　　本文第一节评论裁官省钱、息事宁人的想法;第二节提出替代方案;第三节讨论海选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 　　“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无论做什么事，贴上这个标签就代表政治正确。可是，环顾我们生活的世界，政府体制的革命性变迁，特别是改行普选，经常给社会带来灾难。在以往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相对于那些改行“彻底”海选的地方(如拉美、非洲、东欧、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中国的成功是对政体改革迷信的一大讽刺。 　　笔者也是政体改革的热情支持者。但支配笔者写作这篇评论的思想有两个。第一，笔者主张为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改革，反对为改革而改革，特别反对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目的而进行体制改革。相对于保存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合理性或道德优势。笔者认为：体制改革要坚持我国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优秀传统，对体制变革的代价保持高度敏感，即保持理性，绝不能从价值观出发进行体制改革，特别要警惕那些被称为“普世”的价值观。一旦有人祭起“普世”政治的旗帜，那就表示他们不准备讲道理、估代价、守理性了。当陈水扁口口声声“公投是普世价值”，那表明他开始混不讲理。第二，在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遍地讨伐声中，笔者为之辩护，主张尊重现有的基层政权。尊重基层政权体现对中庸、自治、无为这类伟大中国政治传统的理解。尊重不仅是对成绩的夸奖、肯定。宽容其错误，认真去理解其发生的落后社会环境，也是“尊重”的组成部分。美国之所以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源于对蓄奴和种族隔离这种野蛮制度的宽容。传统中国的乡绅自治也是建立在对农村落后宗法制度的理解、宽容、妥协基础上的，尽管宗法制度并不符合官方的选贤任能原则。 　　一。裁官能省钱、息事能宁人? 　　的确，在有些地方，乡镇政府机构膨胀、充斥冗员，而且一些官员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但中国农村的现实差距极大，并非每个地方的乡镇政府都充斥冗员、都在鱼肉村民。对中国农村而言，全国一刀切的政策恒定不合理。改革二十五年来，哪个自上而下一刀切的农村政策产生过积极结果?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是谁搞起来的?对此，笔者在《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一书中有系统的回顾。 　　减少官员或许能省一点开支，减轻些农民负担，也或许不能。官少了，乡镇政府财政宽松点了，乡镇书记贪污的胃口会不会变得更大，与圈地势力和黑社会的勾结会不会更密切?一个刚进城的小农或许会对北京“养”那么多警察感到不可思议。可公务员并不都是饭桶，只吃饭，不创造产值。“香港奇迹”公务员功居第一。同样的道理，中国政府也高居“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一功。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主要是基层政权的功劳。至于非要把乡镇企业一刀切地私有化了，那是九十年代末的后话。我好像没听说，因为中央政府官员砍掉了一半，中央人事开支就减少了，全国人均收入就增长了，腐败就减少了。相反，事务繁复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的公务员数量很快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甚至更多。 　　官员多，并不总是坏事。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要政府办的事情也越多，官员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工作就越重、越庞杂。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但早在1990年，香港的500万人口里就已经有20万公务员，每25人养1个，这比例在发达地区中还算低的。宁夏的书记陈建国抱怨说，宁夏22个“纳税人”就要养一个“干部”。他大概不知道，美国是每13个“纳税人”养一个“政府雇员”，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7%。我国“干部”与总人口之比3%，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干部”还包括教师、文学家和新闻记者呢。“四千万人吃财政饭”有什么可“骇人听闻”的?拿清朝甚至汉朝的官民比例说事就更荒唐：大清朝不计划生育，不封山育林，不搞环境保护，也不养百万军队，更无需调控规范全国市场。面临帝国主义强权的时候，大清朝丧权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