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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 　　摘 要：根据亨廷顿的观点，世界分成八九个主要的文明，其基础是持续了许多个世纪的文化差别。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将发生在这些文明边界的断层线上。这反映出一种见解：各种当代社会的特点在于以往长期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属性，而这些特性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表现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文化;民主;市场化 　　戴维?兰德斯认为，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阻碍进步，也可以促进进步，然而它们的作用一直大体上受到政府和发展机构的忽视。他相信，将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因素纳入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办法，会确保在今后50年中世界不再经历多数穷国和不幸民族群体过去50年来所陷于其中的贫困和非正义。而根据韦伯学说的传统，弗朗西斯?福山、劳伦斯?哈里森、塞缪尔?亨廷顿和罗伯特?普特南也一致认为，文化传统是持久的，影响着今天社会的各种政治和经济行为。[1] 　　一、文化对民主的作用 　　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2]也可以说，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关于民主的大多数实证分析中，都省略了文化因素，部分原因在于，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衡量尺度来测定文化因素在较多国家中所起的作用。90年代，从拉丁美洲到东欧直到东亚的一些观察家发现，在他们遇到过的民主化问题中，文化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一书中所做的调查发现，各文化间大量的和一贯的文化差异。富裕社会人们的世界观系统地不同于低收入社会人们的世界观，这涉及广泛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准则和信念。反映了各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即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现价值观之分。 　　关于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现价值观，其主要成分之一是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两级对比：从强调经济安全和物质安全转向日益强调自我表现、主观康乐和生活质量。在所有发达工业社会里，都出现了这种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文化转变，这种变化尤其明显的是出现在那些在已经不为生存操心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较为年轻人的身上。过去25年来，这些价值观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工业国都日益普遍。 　　二、文化与亚洲价值观 　　在主流亚洲价值观体系中，强调绝对标准和传统价值;主张维持大家庭;否定离婚;反对人工流产、安乐死和自杀;重视社会整合，而非个人成就;赞成意见一致而不赞成公开的政治冲突;主张顺从权力当局;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主义观念。而西方价值观在这些问题上则均持相反的看法。 　　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方面，马克斯?韦伯是当之无愧的最大匠师。他详细分析过中国文化，强调儒学很重视君子要修身养性以适应外界，适应世情。不同于作为资本主义文化起源的基督教新教所强调的深刻的心灵不安全感和心灵焦虑，儒学文化的理想是达到心灵和谐，它没有强烈的内心紧张或者心灵不安全感，没有神经问题。韦伯认为，欧洲人的“神经”却有严重问题，即弗洛伊德所分析过的那些问题。 　　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是经过了良好的调节，有“无限的耐心”和“有节制的礼貌”，“不在乎单调”而且“能不间断地努力工作”。但是这些品质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然而，他又指出，这些品质有助于中国人能够十分有效地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十有八九，中国人将会很能干地――很可能比日本人更能干地――将现代文化地区已在技术上经济上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加以同化。 　　中国儒家文化强调依靠别人，这造成了从家庭纽带向外延伸至家族，再向外延伸至社会，形成关系，也就是兴味相投，休戚与共的个人关系网。关系在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只要有关系把一些人联系在一起，即使他们之间彼此并不认识，也可以期待承担共同义务。只要是老同学、同乡，或者是曾在一起服役的战友，或者有其他任何共同背景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就行。在政治发展中，这种文化形态会严重阻碍民主政治的进步与发展。应当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亚洲文化就是亚洲经济政治发展得包袱。不可否认，“儒学”东亚包括日本、四小龙、中国大陆、越南、韩国的崛起表明，文化传统在现代化民主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影响。 　　三、结论 　　在社会的某一发展历程中，文化都有阻碍或者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亚洲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的典型表现，就是促成了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经济崛起，在政治上的积极作用就是促进了以选举为代表的民主进程。但是其负面作用也同样显而易见，经济上，它容易造成经济泡沫，政治方面，它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出现有利于民主的文化格局，使公众更有可能要求民主，而且更善于得到民主。 　　有迹象表明，在实行民主制方面，文化所起的作用，要比以往二十年来的文献的看法更加重大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