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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组织法”下的内地农村换届选举 　　江苏、河南、河北等16个省份的四级领导终于可以松口气了。2011年过去，这16个首批进行第9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省份，已基本成功结束。 　　之前8届的农村自治选举，―直被称为中国大陆“在最落后的地方，实行最先进的制度”的基层民主试验。只是，“村民自治”很快在实践中被各种因素架空，从10元到万元不等一张票的“买票”行为，裹挟着暴力，让基层自治选举在部分地区甚至成为黑恶势力把控村委会的制度工具。最后，成为部分人掠夺、出卖村集体资产的捷径。 　　但更令乡政府头疼的是：被村民选出来的村干部，在自身利益面前，往往成为反对政府征地、拆迁的上访带头人，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2000年后中国大陆进入“社会矛盾高发期”，村民集体选择带头上访者成为村干部的情况，并不罕见。 　　因此，几乎每次村委会换届，各级政府均严阵以待。 　　尴尬之下，经广泛调研，2009年底，大陆开始对新的《村民自治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较之旧版“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被写进新“组织法”第四条。 　　这条旨在重新加强基层党支部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以便及时消除种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规定，虽然令新“组织法”一度遭遇干预基层民主自治的批评，最终还是于2010年初征求意见完毕，形成定稿。2011年开始，新“组织法”成为约8亿大陆农民选举自己当家人的选举办法。 　　虽然“要选出让农民和政府都满意的当家人”被称为新“组织法”的目标，但双方诉求一致的空间，说易行难。 　　N个不准 　　随着第8届村委会干部任满，大陆31个省（区、市）陆续开展新一轮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共约230多万名村委会干部将在新法之下被选出。2011年选举的16个省份，是其中的一半。 　　230万人领导的约8亿农民，关乎大陆政局稳定的“底盘”。要确保其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候选人无疑是重中之重。但要杜绝换届贿选，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在选举之前，地方政府进行了密集宣传和培训，选举依然毫不意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贿选中开始。 　　在政府宣传的同时，在山西太原打工的老张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同村本家张某许愿每票给200元，请老张一家人选他。选举前一天，老张与老乡们坐上了张某包的客车，赶回村里投票。许诺的“买票钱”，已被老张的妻子收起――夫妇俩加上一个已到投票年龄的孩子，老张家在这次选举中的收益是600元。 　　但首次将“村民贿选”写入的新“组织法”，对此已有与往届不同的处理办法。山西一名公安干警称，他们县已经拘留数名有贿选行为的候选人，直接取消其候选资格，并在县里群发短信公告。据称，当地贿选风气第一时间在高压政策中瓦解。 　　不仅事后对违法违纪行为严处，事前对候选人的要求也较以往更为严厉。 　　以山西某地为例，明确规定此次换届，“八种情况的人”不宜提名为候选人：分别为被判处刑罚或刑满释放（或缓刑期满）未满5年的；被劳教或解除劳教未满3年的；违反计划生育未处理或受处理后未满3年的；涉黑涉恶受处理未满3年的；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未满2年的；信奉邪教、搞封建迷信活动、参与赌博造成恶劣影响的；利用宗教、宗族甚至黑恶势力等干预农村正常工作的；拉帮结派干扰选举、拉票贿选的等。 　　在某些地方“8不准”被扩大为“14个不准”，而且原有的“8不准”条件更加严厉。 　　各地不尽相同的各种“不准”，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在调查摸底之后，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对“各种可能影响换届选举的因素”进行了提前预防。以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为例，自2011年9月开始，由区委组织部牵头，组织各乡镇党委对284个村“两委”班子现状和群众思想状况进行摸底调查，掌握影响换届情况。最后，按选举的各种因素以及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对各村分类排队，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案和预案，做到“一村一案，一村一策”。 　　一系列的严控之下，不符合新“组织法”第四条的候选人基本被排除在外。村干部换血 　　选举即将结束之际，太原当地媒体发现清徐县“产生了两名硕士村委会主任”，称这一在“村委换届选举史上尚无先例”的结果，令当地政府与群众均相当满意。 　　事实上，这一令各方都期待的“意外”，正是选举之前的总体部署精神的体现。被广泛质疑“影响村民自治”的新“组织法”第四条，虽然得到深陷贿选和农村矛盾中的乡政府支持，但要摆脱指责并得到村民支持并不容易。新“组织法”的第八条，遂针对村民的期待，给出对村委会职能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 　　这一条，自本届开始，成为各省划定候选人的主要参考范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