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之上，飞天有另一种“活法”.docVIP

指尖之上，飞天有另一种“活法” 　　一千六百五十年前，大漠深处，无数无名画工细细勾勒飞天曼妙的身姿，再用朱砂、石黄为其敷以重彩，创造了绚烂的艺术世界。 　　而今，你也可以如古人一般，创造一个自己的敦煌世界：只要带上一本敦煌涂色书，将半透明的纸覆在敦煌壁画的高清图像上，执笔勾线，涂抹上色，宛如当年画匠。 　　这本敦煌涂色书是敦煌研究院唯一授权的半手工书，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与市场结合，用大众流行的方式，让更多人接触到敦煌文化。在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看来，“如果中国的年轻人自己都不再能读懂祖先如此灿烂的文明，我们就算留住了有形的石窟，也失掉了文化的根基。” 　　 做一回敦煌画工 　　去年8月，敦煌旅游的最旺季，互联网创业人士陈勇与一群朋友来到这里，却发现已经买不到票了――莫高窟参观自2014年开始预约售票，每天限流6000人。 　　辗转进去观摩后，陈勇深受震撼，又意犹未尽。脑中不断闪回的壁画图像，让他想起了正在刷爆朋友圈的涂色书，“敦煌艺术图案线条流畅、色彩丰富、底蕴深厚，是涂色书的绝妙素材”。这年夏天，以《秘密花园》为代表的成人涂色书在中国甫一亮相，便引发了全民狂欢，被都市白领引为“减压利器”。 　　彼时，王旭东刚刚履新，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任院长。2015年10月的一个凌晨，陈勇把做敦煌涂色书的建议发到了王旭东邮箱，他写道：“在涂色过程中，了解和熟悉敦煌艺术，学以致用。” 　　这正中王旭东的下怀：“敦煌研究院是一个专业的学术机构，但我们还得把学术成果推广出去，让大众接触敦煌艺术。有接触才能喜爱。”早上八点多，王旭东给素未谋面的陈勇回了电话，表示愿意合作，并派丁小胜负责对接此事――作为敦煌研究院下属企业负责人，他从事的正是文物数字化技术与成果推广应用工作。 　　做书对陈勇来说其实是第一次。他找到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袁靖亚。此时的袁靖亚已经成功引进过一些国外涂色书，正想做一些中国题材，敦煌是其理想之选。 　　初次接触的三方就在磕磕碰碰中开始了合作。 　　2015年12月15日，敦煌零下15度。陈勇和袁靖亚飞到敦煌商量设计方案。“我一开始想得挺简单，一两个月就能做出来。不就是一本给敦煌石窟上色的书吗？壁画是老祖宗画的，高清图是研究院拍的，从中提取线描稿就行了。”袁靖亚说。然而第一册书就做了203天。 　　敦煌是佛国圣地，袁靖亚想用藏经洞里的经文做成长卷放在起始页。最终，他们选用的是藏经洞大唐景龙二年的《金刚经》墨迹残卷，距今有一千三百零八年的历史，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从国图借出来，翻拍，再提线描，又整整修了一星期。“因为古人抄经都是小字，要放大之后才能填色。”袁靖亚解释道，“交到出版社后，设计师又修了三天，这才达到可以印刷的品相要求。” 　　“我们这一路都是吵着过来的。”事过境迁，他们都笑嘻嘻地说。而当日分歧之一便是关于书中对照图的来源：到底是采用研究院拍摄的高清图像，还是选取画家的临摹作品。临摹作品更清晰，高清图像则难免有些斑驳的痕迹。但袁靖亚觉得，无论后人怎么临摹，终究跟文物仿制一样，永远仿不出它原有的格局，“用行话讲，就是火气味太重，而原作有岁月的浸染，给人宁静的感觉。” 　　“敦煌数字化的成果为图书的出版提供了基础。”丁小胜说，“这一次为了出涂色书，要用软件从图像中提取线描稿，再进行手动修复。” 　　最后终于要印刷了，丁小胜又和同事飞到北京，亲自在印刷机旁做最后的颜色调校，他们要找到最接近敦煌的颜色。“这个没法量化，就是我在敦煌十五年积累的感受。” “那些普通人看不到的图” 　　与其它仅有黑白线描稿的涂色书不太一样，敦煌涂色书的每幅涂色页面都附有对照页：左手页是一张敦煌斑驳真实的高清图像，右手页是与之对应的，从千年壁画中直接提取的黑白线描稿。用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的话来说，“左手是历史，右手是当下;左手是文化，右手是传承”。 　　敦煌涂色书目前出版的第一册以“飞天”为主题，名为《这盛世如飞天所愿》。因为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又属于工笔人物画的范畴，以线描为主，敷以重彩。 　　袁靖亚倾向于都选择唐代的飞天，因为那时候的审美跟现在更接近;如果找一个北魏时期的飞天，动作僵硬，虽有史学意义，但不一定为大众所接受。可是研究院专家却说，那才是精品啊，一千五百多年了。他们希望按朝代遴选图像以呈现史学价值。陈勇在出版社和研究院之间来回沟通。为了这套面向大众的读物，他的天平最终倒向了出版社。 　　敦煌涂色书的第二本和第三本也在制作之中了，分别叫《愿作菩萨那朵莲》和《云想衣裳花想容》。25岁的袁靖亚一年四季都穿旗袍，一寸长的红指甲微微翘起，她执意要把第三本的主题定为敦煌服饰。“我就想知道西晋的姑娘，穿什么样的裙子？汉代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耳环？唐朝的姑娘，爱梳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