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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的阅读 　　 我的学生时代，正处于一个荒唐的年代――学生不用读书，即使考试也流于形式;但没有课外读物，对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上中学时，隔壁的图书室对我充满了诱惑，弥漫着神秘的色彩。 　　 借书的窗口紧靠着我们的教室，只有脑袋般大小，又是厚厚的砖墙，因此我每次借书时尽管伸长着脖子，也只能看到某个书架的一角。 　　 每班都有一两本手刻、油印的借书册，登记着编号、书名等，你要借哪本书就把它写上你的借书卡，每次只能借一本，但可以多写几本，甚至十数本，借书的老教师可以为你从上到下找书。每次班干部会把班里的借书卡收集来提早送到图书室，轮到你的班级借书时，你就排在窗口前，等到你时，你就喊自己所在的班级和姓名，借书的老教师会递给你一本书，也许什么也没有，因为你填写的所有的书都已被别人借去了。说实话，那时还有多少书呢？ 　　 每次借书的老教师进出，总会随手关上门。在我的心中愈来愈强烈地冲腾着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有一日我能走进这图书室，让我自由地检阅那一排排支在架上的书。置身于那浓浓的书香氛围之中，这将是我无与伦比的享受与幸福。假设当时有一间金库（或者类似阿里巴巴打开的藏满金银首饰的山洞）和这间图书室供我选择其中之一进去观赏，我相信，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但是，这个与教室的门同样大小的门，对我来说，跨进去是那么地遥不可及。我心中明白，要想进入图书室，必须或者说唯一的途径就是与那借书的老教师套近乎，拉上关系。每次当那老教师出来时，我总是痴迷地望着他，可由于自己生性内向，不善言谈，更不善于打交道，因此，也只能是痴迷地望着他。 　　 有一个下午是劳动课，我们班里接到了一个任务――为图书室修补图书，就是把破损的图书尤其是封面用那黄色的马粪纸进行粘贴，我们借到的书好多是这个样子的。――可要的是女同学，一群女同学像风一样飘进去了，我一闪念――我为什么不是个女的呢？ 　　 一个休息天我放假回家，在家里杂乱的抽屉里翻到一本没有封面、没有目录、发黄、卷曲的小开本书。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我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但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尽管有些读不懂，还需要看里面的注解，有些即使看了注解还是显得有些勉强，但我陶醉其中，不能自拔。“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带给我满怀的失落和惆怅。“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顿让我心胸开阔，豪情万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让我感觉到苍茫。“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雄壮气势扑面而来…… 　　 那是一个文化荒漠的年代，捧着这么一本书读，饥渴的心灵，真是如饮甘露。真是感叹，在那么少的文字里，让我感受到那么美好的享受，和达到某种意境。书中还有几页插图，更是把我带入时间的隧道，进入了遥远的年代。有些字竟然认不了。比如，“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的“撷”尽管知道意同摘，不是摘，但还是读为“摘”。“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题目“登鹳雀楼”读成是“登鹤雀楼”。 　　 但这些都不妨碍我对这些诗歌的欣赏，我被这无与伦比的美所击中、击蔫了，变得恍恍惚惚起来。我会为朝霞而陶醉，为落叶而伤神，为绿草雨露而感触，因为诗歌，世界在我面前变得不一样了。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18岁那年我进入工厂上班，出版业也走进了春天，我开始有条件有能力购买书籍，也购进了一些解禁的古典文学作品，这时我才知道，我那本没有封面目录的书叫《唐诗一百首》。 　　 作家王蒙说过，从广义上讲，18岁的年轻人都是诗人。文学爱好者，大凡都是从读诗写诗开始的。 　　 我所在的工厂是一个化工企业，地处偏僻冷清的山坳，集体宿舍四壁光白，清风穿堂而过，却有半床的书籍伴我相眠，更多的是诗集，有歌德、拜伦、普希金、裴多菲……有郭沫若、艾青、戴望舒、舒婷……有唐诗、宋词、元曲…… 　　 曙色里，暮霭中，手执一卷诗集，或漫步田野小道，或静坐山涧溪边，或斜倚走廊栅栏上，而更多的是在静谧的灯光下，面壁而坐，沉湎于诗歌美妙的愉悦中。我为诗歌而忧伤，同时，我又因诗歌而欢乐。有了诗歌，我的生活寂寞又充实。饮食可以简略，错过了开饭时间，点燃一只不够墨水瓶大的酒精炉，以搪瓷碗当锅，生产出一碗清水米面，而吃得津津有味;穿着不去讲究，一件工装足矣，但是，我不能没有诗歌。我购书不倦，每抢购到一本诗集，那感觉不亚于收到情人的信物。我还订购了《诗刊》《星星》《诗歌报》等杂志，还有冰心的《繁星》《春水》……把它们置于床头，时时翻阅，熟悉得有的章节我竟能脱口而出。那哲人的诗句，闪烁着熠熠的光彩，照亮了我的心房。同时，我立下了雄心壮志：我也要当诗人，我也要像那些大师一样留下永恒的诗行。我夜不成寐，绞尽脑汁，涂鸦不止，弄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