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对《红字》译本的影响.docVIP

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对《红字》译本的影响 　　摘 要： 同样的原文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这种差异性值得赞颂。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韩侍桁《红字》译本和改革开放以后苏福忠《红字》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力图从宏观文化翻译角度对其差异性加以论述。 　　关键词： 《红字》 意识形态 诗学观 赞助人 　　一、引言 　　20世纪80年左右翻译学领域的学术观点及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翻译学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翻译，代表性理论是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在其翻译教程一书中，他提出，翻译应着眼于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之间是否具有对等、忠实的表达。译者应专注于文字或文本本身而非语言之外的语境，传统翻译指示翻译重点在语言层面。二是把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为“译介学”的译介学翻译研究，指的是在语际翻译过程中，语言会出现变异现象，译者所应研究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文学或者文化。译者的翻译重点是原文在外语与本族语翻译过程中的失落、变形、增益等问题，而翻译行为也成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勒菲弗尔在译介学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文化转向后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操控论。操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改写理论思想和“三因素论”，改写理论即操控。三因素理论是实现操控的具体操作研究方法。 　　二、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都是对原作的折射。翻译行为则是对原作的“改写”。翻译不能完全真实的反映原作的面貌，因为译作始终要收到三种因素的操控：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过的文学作品，首先会体现出译者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所接受的主流社会的观念，有时是赞助人为了顺利出版畅销的译作而强加在译者译作中的。其次，译作中必然会体现当时译语文学领域占主流支配地位的诗学观。赞助人不仅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时间，而且管制译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译者若想出版自己辛苦翻译的作品，则其享有的自由度是有限的。 　　改写理论的提出推翻了语言学派原先译作必须屈从原著，以原著为中心的传统译论观。改写派更注重的是译作，语言学派更注重的是翻译过程。如果语言学派主要研究的是翻译的内部结构和微观方面，改写派的观念则主要是对翻译的外部和宏观方面进行研究。改写变向的就是控制，是为权力服务的。其积极的方面是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学样文、新的翻译方法，事实上翻译史是文学改革史，有助于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改写可能抑制改革，歪曲或者过度控制文学作品。时至今日，我们处于高速发展，多方操控势力日益庞大的时代，研究通过文学作品体现的翻译操纵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今天世界的文学及翻译作品的发展趋势。 　　三、《红字》译本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1850年出版以来，《红字》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受到众多赞助人的青睐。美国艾肯集团国际公司出版了注解有德、法、意、西、朝鲜、荷兰，简体中文等各个版本的韦伯斯特注解版译著，向世界范围发行，极大促进了该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国外对《红字》译本的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多在传统翻译的范畴。国内对《红字》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及对等研究、文学理论及文学手法研究、翻译批评和文化研究这四方面。笔者对从文化研究方面探讨《红字》译作的文章进行梳理分析，发现这类文章体现在宗教文化，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为基础的描述性对比研究。本文则从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入手，研究其对《红字》译本的影响。本文选取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别是韩侍桁先生《红字》于1954年因“莫斯科出版的美国诗文选上又把这书重新给了肯定的缘故”而对1948年译本大刀阔斧改革后的新译本和2011年苏福忠先生由上海世纪集团下属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红字》译本。从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对于原文与译本的研究，还原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影响，阐释翻译中历史文化因素对译本的影响。 　　四、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对《红字》译本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对《红字》译本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红字》译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中政治思想对《红字》文学形象塑造方面。在意识形态中，政治因素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某一时期单一意识形态占绝对地位，形成统治权威，赞助人也会受到影响，其他因素被边缘化，所有文学艺术活动都不得与政治相抵触，否则会遭到禁止、毁灭等后果。在强烈的政治因素影响下，归化成为唯一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顺应政治要求。如对原著中牧师表情的翻译： 　　The minister looked at her，for an instant，with all that violence of pa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