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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评析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别号晦庵，我国南宋时期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教学活动，每到一地，均兴学讲学，最多时弟子达数百人，即便在从政时也力行不辍。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在语文教育方面，尤其在阅读教学上有大量的论述，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被视为经典。但是，他的作文教学观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评价。我们认为，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虽有局限性，但也有许多积极精要之处，所以，对此加以探讨是必要的。 　　一、 写源于读、文道合一的本质观 　　朱熹在一生中均对科举以文词取士深感不满，他认为科举乃世俗之学，把学子引入歧途――“今之学者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干：求也）他十分反对为了科名爵禄写作而妨碍了做学问。他说古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今天的学者却是为了教导他人。圣贤是教人们做学问，不是要人去编造拼凑一些文章以谋取科名爵禄。在他看来，只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因此，学习写作首先就面临着是真正地做学问，还是为了“钓声名取利禄”这一矛盾。 　　面对当时学生为了急于求成，连经典也置之不顾，只是一味地去啃时文的情形，朱熹深恶痛绝。他说：“也不曾见做得好底时文，只是剽窃乱道之文而已。若要真个做时文底，也须深资广取，以自辅益，以之为时文莫更好。只是读那乱道底时文，求合那乱道底试官，为苟简灭裂底工夫……” 　　朱熹认为不读圣贤之文、专攻时文的作法是舍本逐末，颠倒了源、流关系，而做学问、明义理才是为文之正道。只要做学问明义理，就自然能写出好文章，学诗也是这样。因为，“道”，是诗文的根本；诗文，是“道”的枝叶。“道”了然于心，写出的诗文就能符合于“道”的精神。古代圣贤的文章都是这样地写出来，所以他们的文章，实际上也便等同于道――文本于道，文便是道，这是朱熹论写作的一个基本思想。 　　基于这一思想，朱熹的写作教学观明显地表现出“重读轻写”的倾向。他反对教师教学生作时文，甚至对喜欢作文、作诗的人也不以为然，认为诗、文都是从“道”中流出来的，是不能强求的。所以，当他得知有人教学生作时文，便批评说这是不妥当的，他说自己就不喜欢作文，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写作。那些爱好作文的人，如果把这种精力用来探讨学问，受益要大得多。他一再强调只要多读圣贤之文，久之自然而能文，且觉为文之易。他举例说：“老苏自言其初学为文时，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贤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尤未敢自出其言也。历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可见，朱熹反对的只是急功近利的作文，并不反对通过读圣贤之文，致知格物、诚意正心而后自然发之成文。即“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 　　朱熹对“文”与“道”的关系的认识是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只是他比前人更专执，连韩愈的“以文贯道”、苏轼的“文与道俱”都被视为异端，加以排斥，朱熹认为他们仍然还是把“文”与“道”看作是两样东西而不是二者一体。这样，朱熹的“文道合一”观便带有较浓厚的唯心主义的色彩，以至以道代文，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的本质。 　　尽管如此，朱熹反对为功名利禄而写作，强调为文须博学多识的见解，在沽名钓誉之风盛行之世，能卓尔不群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的“文本于道”的思想，客观上也发挥了抨击科举之学的弊病的作用，针对当时学子习作专务时文的抄袭取用，文章陈陈相因、千人一面的状况，还是能起到一定的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取人规矩、独辟蹊径的学习观 　　对于习作者，朱熹极强调取人成法规矩，揣摩文章的法度，学文先要有所规范，形成一定的文章形式感。朱熹说：“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须收入规矩；不然，荡将去。”“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学生问他是否可学《史记》，他回答说：“《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又说“后世人资禀与古人不同，今人去学《左传》《国语》，皆一切踏踏地说法，没收煞”。学生问他：“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前辈多称此语，如何？”他回答说：“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则尤佳。”由上可知，朱熹是不赞同习作不拘法度、自由驱驰文字。自然之好，不如规整之好。这种看法，当然主要是对习作者的“入法”来说的，将众所公认的一些好诗文加以权衡，取其“法度文字”供习作者借鉴，使他们有法可依，这有助于学生认识文章模式。比较而言，朱熹更为赞赏规范的诗文，但这并不表明他对那些从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