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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言接触与内蒙古地名 　　摘 要：在多民族聚居的内蒙古自治区，由于历史上蒙古、汉、满等语言接触关系紧密，从而引起了地名的变迁，形成了独具内蒙古特色的地名。本文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从语言接触角度入手，对当地地名的起源、类别及结构特征等做简要梳理与分析。 　　关键词：语言接触；地名变迁；结构特征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10-04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族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交往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世界上的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特别是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或地区，各民族语言总是要发生不同程度的接触。多民族聚居的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农牧交错地带，是北方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农耕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阵地。从语言接触角度来看，内蒙古北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语、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南与汉藏语系汉语的东北官话（嫩克片、长锦片）、北京官话（朝峰、怀承片）、兰银官话（河西、银吴片）以及晋语方言（张呼、大包片）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赤峰地区因地理位置独特，民族语言间的接触也更具特点。该地区蒙古语各分支土语较多，分布最广的是北部的巴林土语、南部的喀喇沁土语，东部、西部还分别受到科尔沁土语、察哈尔土语的影响。当地汉语属于北京官话朝峰片，实则为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的过渡方言，兼具两个官话大区的特点[1]。复杂的语言接触环境使赤峰地区的地名也别具特色，充满地方色彩。 　　一、赤峰地区的民族语言接触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处在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过渡地带的赤峰地区（广义的赤峰地区，包含今赤峰市、辽宁省朝阳市及河北省承德市部分地区）又被称为辽西文化区、红山文化区，恰好位于农牧过渡带，属于北京官话区朝峰片（朝阳-赤峰），是农牧交错的内蒙古地区一个生动的缩影。 　　秦汉以来，有史记载的匈奴、鲜卑、乌桓、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曾长期活跃在这片土地上，并与关内汉族人民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联系。尤其是12世纪蒙元（1206-1368）以来的蒙古族诸部落，伴随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军事活动，从蒙古高原腹地徙居这片辽朝故地，800年来一直在此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蒙古统治者广建分封，也曾效法中原，在此地区建立城郭（如今翁牛特旗境内元代全宁路古城遗址），城内都建有文庙。1368年，蒙古势力退出中原，明蒙在长城沿线对峙200余年。蒙汉民族历史上的接触，给赤峰地区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打上了鲜明烙印。 　　17世纪初，女真（满洲）族爱新国（后金、清）兴起于东北一隅的白山黑水之间，自东向西先后绥服漠南蒙古诸部，使今天赤峰、通辽、兴安地区成为满洲统治者经略中原的重要侧翼。清朝建立政权后，统治者在蒙古原有部落基础上，在今辽西赤峰地区北部置昭乌达盟（8部11旗）、南部置卓索图盟（2部5旗）管理当地蒙民；在大兴安岭以东以南的嫩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广袤地带建哲里木盟（4部10旗）。有清一代，针对东三盟实行的13个“备指额驸”旗中，有8个分布在赤峰（昭卓盟）地区，200余位清皇室女子下嫁此地[2]，带来了大量满汉随从人员，其后代繁衍日盛，形成了多个满族聚居村屯。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开放蒙禁”的政策，大批关内冀、鲁、晋、陕破产贫苦汉族流民涌入蒙古地区，毗邻汉地的昭卓二盟各旗自然成了接纳汉族移民的第一站，持续一个世纪的移民潮形成了汉族进入赤峰草原的高潮，也最终奠定了赤峰地区蒙古、满、汉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可以说，始于蒙元时期的多民族融合，加之有清一代近300年的统治，促进了蒙古、汉、满等多民族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形成了赤峰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汉语北京官话区朝赤片语言文化。 　　始于晚清的移民潮，使汉族移民人口激增，反超蒙古等土著民族，并且深刻地影响了赤峰地区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长期的蒙汉杂居过程中，汉语及汉文化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语言和主流文化，社会影响不断加大。蒙汉语言接触带来的语言兼用、语言转用乃至语言濒危等现象也随之出现，这些变化都直接反映在地名的变化过程中。 　　二、赤峰地区地名的类别 　　赤峰地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在地名上也体现了多民族特色。赤峰地区蒙古语地名约有6500多条，满语地名11条，藏语地名33条，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朝鲜及其他民族语言地名[3]。其中蒙古语地名约占一半，也最能体现蒙汉两种语言接触交融的特色。本地区蒙古语地名据其来源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自然地理类 　　以自然地理特征命名，反映了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产方式。这种现象遍布世界各国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如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