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到“科学”.docVIP

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到“科学” ; 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一概念;“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概是近代的事。 然而,“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形成又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实际上源自于儒家的“格物致知”;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 一.; “格物致知”源自《礼记?大学》的“三纲八目”,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写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宋代理学家重视《大学》,于是,“格物致知”成为理学家的重要概念。程颐、程颢讲“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已经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确地说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把自然之物看作是格物的对象。而且,朱熹较为重视科学,并积极地研究科学 ,成为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这实际上为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 到了明代,王阳明将“格物”诠释成“格心”,认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 ;而且,他还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来讥讽朱熹的格自然之物,并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反对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但是,同时代的王廷相以及以后的高攀龙、王夫之、陆世仪、张履祥等理学家则继承了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王廷相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他在所作“策问”中说:“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 明朝末年,东林学派的高攀龙发挥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说,主张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认为,“天下之理,无内外,无巨细。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贯只是一理”,因此,“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 。他还与顾宪成讨论格物,并且说:“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实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红?实何以甘?一则何以冲寒而即放?一则何以待暖而方荣?龙谓天地间物莫非阴阳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禀,纷然不同,固无足异。至发之先后,盖天地间有一大元亨利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贞,杂然不齐,良有以也。” 高攀龙认为,天地间虽存在着总的规律,但万物各自又有不同的规律,所以要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还明确地说:“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鸢飞鱼跃是物格事。” 显然,他主张研究自然事物。;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明确地把方以智的“质测之学”诠释为“格物”。王夫之曾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方以智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也就是把“格物致知”与科学联系在一起。; 与王夫之同时代的理学家陆世仪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