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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西松和解案”幕后 　　84岁的天津人邵义诚再也不需要奔波于中日两国。2009年10月23日，他曾穿上笔挺的西装，在东京司法记者俱乐部内，作为西松建设安野作业所360名中国劳工的代表，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补偿和解。西松对邵义诚等中国劳工表示道歉悔罪，并承诺为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建立纪念碑，同时对安野作业所所有被抓的360名中国劳工补偿2.5亿日元（约合1896万元人民币）。 　　至此，辗转16年的二战被掳中国劳工起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案终于了结。1944年，日本侵华期间，在山东、河北等地掳掠360名青壮年，前往日本广岛为西松公司修造8公里长的引水隧道。“西松和解协议”的达成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瞩目。有评论称，这次和解的最大意义在于，为没有解决二战劳工问题的日本企业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2007年5月31日，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手持横幅在日本驻华使馆前抗议。 　　但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中国，“西松和解”也惹来不少非议，包括协议的名字、代表权和补偿金额等众多问题。有关“2.5亿日元补偿金”的处理权问题也一度引发热议，由于补偿基金由日本的自由人权协会下属基金会管理，因此有中国舆论认为，应该交由中国相关机构管理。 　　但在过去10余年西松建设安野作业所幸存中国劳工维权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官方或民间组织曾向他们或者其支援团体提出管理意愿。直到中国劳工在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中国学者帮助下，争取到“2.5亿日元补偿金”后，五花八门的“补偿金管理方案”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相比近年来饱受质疑的某些中国基金会高手续费问题，质疑日本自由人权协会下属基金会管理费用的声音微乎其微。 　　“我等了快16年，再过5天，我要去济南，领我应得到的赔偿。”2009年12月15日，在天津家中，邵义诚拿出与日方签署的和解书向《凤凰周刊》记者展示。 　　16年维权路为何是日本社团协助 　　1944年初，年仅18岁的邵义诚从天津乘坐火车去青岛进货。“那天刚下火车，就被抓住了，然后和一群中国人被关在一个旅馆里，有个人说‘给你们介绍一个日本的工作，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在青岛呆了几天，邵义诚等360人便被押上一个日本货轮。“那就是一个闷罐，吃喝拉撒全在里边，路上有3个人体力不支倒下后，直接就被扔到海里，连尸骨都没留下，”邵义诚回忆，“到了日本后，在监工24小时的监视下，我们备受折磨，有的被折磨到双目失明，双腿溃烂。” 　　1945年3月，因为工伤导致浑身溃烂，无法继续劳作，邵义诚和另外12个劳工因病被提前送回中国。二战结束后，除29人惨死在日本外，其余中国劳工也被送回中国。 2009年11月8日，山东被掠往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受害劳工索赔座谈会在济南举行。 　　邵义诚的“对日索赔路”始于1996年。河北大学历史学者刘宝辰费尽周折找到他，告诉他有日本民间组织愿意支持他进行索赔。 　　川原洋子是日本民间组织的热心者之一，当时她参与的民间组织叫“与原子弹爆炸的中国劳工交流促进会”，致力于寻找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在日本劳作的中国受害劳工。 　　1992年，一封安野西松建设工地受害中国劳工描述当年劳役经历的信辗转交到川原的手里。她读完信后，非常想听亲历者讲述这段历史。这封信最早由刘宝辰教授得到。刘自1988年起开始组织河北大学师生调查和寻找日本中国劳工历史，后无意中得到上述信件，并转交给长期致力于二战中国劳工索赔事宜的爱国华侨林伯耀，再由林转交到川原手中。 　　此后，刘宝辰、林伯耀、川原洋子等人踏上寻找安野西松建设工地受害中国劳工之路。 　　1995年8月，17名安野的幸存者和遗属代表在河北保定市集会，成立广岛安野受害劳工联谊会（筹备），第一任会长由幸存者吕学文担任。吕学文去世后，幸存者中年龄较小的邵义诚担任第二任会长。由于无法得到官方认可，联谊会的全称后面至今还有“筹备”二字。 　　1998年1月15日，交涉4年无果后，邵义诚等5位昔日西松建设安野工地的中国劳工在日本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 　　不久后，川原洋子和一些日本市民组织成立“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以下简称支援会），支持中国劳工在日本的索赔行为，天津外国语学院院长修刚、刘宝辰等中方学者协助支援会在中国的翻译、调查和寻找工作。经过多年努力，360人中，已经寻找到本人或遗属的近半数，多数分布在华北地区偏僻农村的各个角落，在世的仅有邵义诚等19人。 　　支援会有300多名志愿者，他们每年交3000日元会费，提供支援会的日常开销。当中国劳工需要到日本处理官司时，支援会会组织会员再次捐钱。广岛县小学、初中教职员工会、高中教职员工会等社团则是支援会的亲密伙伴。 　　邵义诚说，他与其他老友往返日本的机票、食宿费用，中日两国志愿者寻找受害劳工下落的开销全部都由该支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