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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大学通识教育的建构 　　[摘要]后殖民时代向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而中国大学需要通过通识教育的建构来应对这种挑战。中外合作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大学，在建构通识教育时要使专业课程联系中国的历史现实，使通识课程强调中国文化课教学，使社团活动渗透中国特色的元素，从而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自觉，使之成为融贯中西的国际化人才。 　　[关键词]中外合作大学；通识教育；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6）01-0004-05 　　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它要求通过教育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德、智、体等多方面的素质，向学生传授基本的社会价值共识，而不只是满足功利性的专业需要。然而，由于通识教育内含社会价值问题，站在不同文化立场上的人对于究竟应该传递哪些价值观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地的人交往更加频繁，不同的文化呈现出杂糅和交融的趋势，人们似乎开始认同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并以此为依据来培育下一代的文化素养。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所代表的是一种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恰恰反映了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殖民，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在这一过程中却扮演了一个助推器的角色，无论在教育教学还是学术研究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来自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大学在开展通识教育时必须时刻注意反思自己的文化立场，特别是对于近些年兴起的中外合作大学来说，这是一种由中外两所大学合作举办的，有独立法人地位和独立校园的特殊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因其建立在全面引入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直接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教育体制和模式，在开展通识教育时如何处理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本文旨在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外合作大学中通识教育的建构问题，以期对其在中外合作大学中应有的角色、理念和实施途径等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 　　一、中外合作大学通识教育的角色：反抗文化殖民的武器？ 　　殖民主义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领土占领式的殖民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变为政治控制加经济剥削的新殖民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过渡到以文化殖民为手段控制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主义。[1]272事实上，后殖民阶段的文化殖民过程从殖民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启了。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华民族面临着丧权辱国的生存危机，这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全面的批判，同时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而伴随着这一学习过程的便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建立。最初，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大学所传授的内容还只局限于“用”的层面，即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仅仅学习器物层面的东西并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借助于大学及其他各级各类的西式教育机构，文化学习的触角逐渐延伸到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从而在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开启了“西方化”的进程。事实上，中国当代大学中的教育和学术行为依然反映了这种“西方化”进程的延续。大学中的学术研究主要采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标准，学术著作的撰写力求从西方理论中寻求支撑，人才培养更加注重增进其外语能力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和知识则沦落成为学术殿堂中的“二等公民”，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按照西方话语的规范和标准重新整合和编排。 　　如果说中国一般大学中的“西方化”趋势还只是一种潜在的、未曾言明的暗潮，那么中外合作大学的建立则是将这个问题直接摆在了桌面上。中外合作大学由中方大学和外方大学合作举办，虽为“合作”，但大多数中外合作大学在学术上都是外方主导，这表现在中外合作大学成建制地引进外方大学的专业、课程和教材，采用外方的管理和教育模式，对学生进行西方式的、全英文的教学，遵循外方的考评制度和学术标准，颁发外方大学的学位等。虽然中外合作大学建立的根本目的是引入西方的优质教育资源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尽快弥补我国在科教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足，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要警惕西方国家以这种方式加速文化渗透，否则就难保不会出现甘地所说的情况，“英国并没有拿走印度，是我们将印度送给了他们”[2]。 　　面对这一状况，中外合作大学的中方办学者及高等教育领域的其他相关人士也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们通过积极制定法规、签订协议等措施来保证其在运行过程中不违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使学生能够接受到相当程度的民族文化和本土知识的教育。如《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按照中国对同级同类教育机构的要求开设关于宪法、法律、公民道德、国情等内容的课程。”这些课程实际上就是国内一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