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的共同记忆.docVIP

寻找历史的共同记忆 　　如果将国家比作个人，历史就是永远无法抹除的记忆。对中日韩三国来说，二战的历史更是一串不容磨灭的苦痛回忆。 　　但是同样一段历史，记忆并不相同。 　　2008年2月，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校园里，来自中日韩三国与台湾地区的历史学者和教材编写者坐在了一起。联结他们的是一项名为“割裂的记忆与和解”的项目。这项由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发起的历史课题，试图通过比较研究，将东亚各地分裂的历史记忆重组。彼时，项目研究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而第一阶段的研究就是历史教科书。 　　一年后，人们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历史课本。2009年10月，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东京的一次演说中提议：中日韩三国联合编写历史教科书。 　　在冈田发表这番话之前，日本教科书问题曾几度被抛上风口浪尖。每一次风波再起，都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历史问题永远是横亘在东亚各国间的一个死结。对东亚人民来说，历史不仅仅简单地关于过去，更关乎现在与未来。 　　割裂的记忆 　　对割裂的记忆的认知缘于个人的历史体验。“割裂的记忆与和解”项目发起人、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申起旭一直研究东亚历史。作为一个韩国人，他对东亚各国“国家记忆”的分歧乃至冲突深有感触。2006年9月，“割裂的记忆与和解”项目正式诞生。 　　项目一启动，研究焦点就被锁定在了教科书上。“一个人的历史知识主要是怎么获得？应该是教育。”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项目负责人施耐德教授这样向记者解释选择聚焦历史课本的初衷。 　　研究者们搜集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及美国5地使用率最高的高中和大学预科历史课本。一直引发争议的日本极右翼教科书，并不在考察之列。原因在于这个版本的教材在日本国内的使用率还不足百分之一。 　　除了教材版本的限定，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将美国也纳入研究范畴。这也是同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第一次。在施耐德教授看来，这种“囊括”正是这个项目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也是东亚历史议题的一部分。很多遗留的历史问题，实际是美国造成的。” 　　美国在东亚历史问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研究中可见一斑。“割裂的记忆与和解”项目关注前后整整20年的战争历史。这20年以1931年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终点则为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签署。这份签订于冷战格局下、日后问题重重的战后条约，中国、韩国甚至不在签署国之列。 2005年6月20日，韩国首都首尔，韩国总统声武铉同到访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小泉首相对韩国进行访问的目的是修复日韩两国由于历史教科书和独岛领土争议问题而恶化的双边关系。一些韩国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活动反对小泉的来访，并呼吁日本为其过去的战争罪行道歉。 　　课题组将这20年的历史凝缩在8个高度标志化的历史事件中，这8个用作比较研究的事件包括：“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区的强制劳工与慰安妇问题、日本统治下的经济发展、珍珠港事件、日本核弹轰炸、朝鲜战争的起源，以及日本战犯审判。 　　接着，母语分别为中文、韩文和日文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分别将各地教科书中从1931年至1951年的全部内容翻译成英文，然后再从中摘录8个历史事件的相关叙述。将这些叙述连同图片编辑到一起，比较研究的文本也就具备了。 　　分裂的文本 　　教科书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面对同一段历史，各个国家却有着迥异的记忆。折射到教科书上，则是文本的巨大差异。 　　差异首先表现在词汇的选择上。“可以想象，中国教科书作者不会同意用‘南京事件’这样的词汇去称呼‘南京大屠杀’，日本的编写者也宁愿选择‘亚洲太平洋战争’而不是‘抗日战争’这样的字眼。”施耐德教授表示，类似的差异比比皆是。 　　不过，比词汇选择更耐人寻味的是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和叙述。“我们发现，美国的课本比较关注太平洋战争，对东亚战场并没有怎么提及：而中国的教科书基本上都在讲述中国人民怎么抵抗日本的侵略，对于太平洋战争涉及得很少;日本的书里则会着重提到原子弹袭击和东京轰炸。”这种倾向在韩国的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韩国的课本几乎不提“南京大屠杀”，也不提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只是反复强调韩国人民受到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苦难遭遇。在施耐德看来，各国都站在自己的视角，聚焦本国的战争经历。“我们目前研究到的教材提供的都是‘选择性的历史’，而并没有展现历史的全景。” 　　然而历史往往不是各自独立的片段，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锁链。“比如正因为中国人民的奋力抵抗，使得日本很吃力，不得不加紧对殖民地的掠夺，从韩国掠夺更多的资源。” 　　在项目伊始，课题组成员就确定了整个项目的一条重要原则：不去判断各地教科书谁对谁错。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者们尽量去挖掘隐藏在不同表述背后的深层原因。 　　“综合中日韩三国的教材，我们发现三国都强调自己是战争的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