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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光 一脉三代的裱画情缘 　　“北京琉璃厂一条街的字画装裱店，如今只剩三五家还手工裱画，其他都变成‘立等可取’的机裱。”这话出自琉璃厂“锦霞堂”老板，她显然清楚师父张旭光的脾气。张旭光讲了，附庸风雅的外行人才会选“一槽烂”的机器裱画，他们“玩儿得低端”，根本不知道好好的字画经化学胶一磨，就很难再揭开重裱了。这是装裱行当的大忌。 　　“三分画，七分裱”，传统裱画工艺可考的历史已有1700多年，而今开始由机器代劳。这个时代，对纸张和手的特殊情分，简直如琥珀一般稀有地存在。长年累月在故宫里修复字画，张旭光倒没被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搅动。他觉得踏实做着挺好。外面学生把他捧太高，他还有点别扭。 　　外祖父刘定之，父亲张耀选，再到他，祖孙三代裱画人。张旭光说，理论上“纸寿千年，绢寿八百”，但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达到。文物之所以留存千年，靠的是一代代修复人为它“续命”。 　　一脉三代 　　张旭光性子率直，言行举止透着很浓的京味儿。一聊到家族情分，他的南方底色显露。书画装裱分南裱和北裱，南裱又分帮派：苏帮、扬帮和本帮。本帮是上海，扬帮是扬州，而苏裱就是苏州。张旭光的父亲张耀选为姑苏人士，是故宫书画修复组第一代开创者，因此故宫裱画室以苏裱为主。 　　1986年，二十岁出头的张旭光承袭了父亲的手艺，进故宫接班。 　　直到成家前，张旭光还习惯吃着清淡、偏甜的苏州菜。而二十几岁像一个分水岭，自此之后，他的生活习性转入北方风味，人生轨迹也变道为裱画匠人，再没回过头。 　　这个年纪，也是张旭光的外祖父刘定之独立开铺的岁数。祖籍句容的刘定之年少时家道中落，14岁赴苏州当学徒。因天资聪颖，小学徒不出十年就在苏州开了家“晋直斋”，24岁又来到上海创办“刘定之装池”。在民国，裱画行当颇受人尊重，但日子过得不甚富裕。刘定之雇了几个伙计，年底结账时常常发不出工钱，他只得把店里的材料送去当铺当掉。 　　刘定之渐渐誉满上海滩，可自己的儿子（张旭光的舅舅）个性调皮，对裱画毫无兴趣。思忖着这碗饭着实不易吃，刘定之的一身手艺没传授给儿子，而是选定女婿张耀选来承袭。 　　“我父亲干这一行是缘分，也有天分。”每每谈及父亲张耀选，张旭光的声调会稍稍扬高。张耀选父亲为姑苏城里的评弹艺人，他辞世后，张耀选一直跟随丈人刘定之生活。后搬至上海，张耀选进入电报局工作。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国民党轰炸虹桥机场，日本人要调他去机场。因为内心拒绝为日本人工作，且虹桥机场危机重重，索性辞职回家。在家闲来无事，他常去刘定之的柜上帮忙做着玩，一段时间后被老丈人瞧出了灵性和潜力，干脆留在自家铺里学装裱，从此承继了苏裱技艺。 　　心静，手巧――张旭光形容父亲。手工艺人少不得悟性，当岁月轮回流到相似的节点，换由张旭光子承父业，基因起了作用。对于初学者来说颇感困难的脱纸工序，张旭光却上手极快，拿捏自如，一如外祖父与父亲当年。 　　上两代传承到张旭光手中的，有精湛的手艺，还有匠人的风骨。张旭光对刘定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口头遗嘱：自己生前收藏的全部书画加信章，共五百多件，通通捐给上海博物馆。直到今日，张旭光还是赞成外祖父的做法，“若留在家里，这些东西也不知会怎么样了。” 　　经手珍宝而不起歪心，走正道，这是传家的职业操守。张旭光还记得，父亲曾接手过一件黄胄的画，揭裱时揭出了两层，旁边同事开玩笑说，修一修再加个图章，这多揭出的一层又能当作一幅完整作品了。张耀选说，这一幅决不能留下，要么还给本主，要不然就立即毁掉。私自留着是对本主的不尊重。 　　朱墙宫深 　　“故宫平台好，能接触到许多文物。一辈子都干新活没有多大出息。”张旭光对工作单位满意。对传统裱画师而言，他们是逆向的旅行者，似乎越往时光源头回溯，才越能感到价值的存在。 　　1953年，故宫博物院筹建古书画修复室。刘定之在上海滩名头实在太大，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特意请他进京。工资都谈好了，每月高达300块钱。北上两趟，刘定之无法适应北京干燥的气候，加上年事已高，因此拒绝了故宫的邀请。张耀选主动提出进宫，又从上海找到几个苏裱匠人，故宫的裱画室就此正式成立起来。张耀选担任第一任组长。 　　父亲那一代修复过的好东西包括《清明上河图》、《五牛图》、马王堆的帛画……待到张旭光他们进故宫时，一级文物大多不需要修了。 　　张旭光有几样得意之作，2005年接手的《明代正统皇帝圣旨》便是其中之一。甘肃省张掖市博物馆的这张明代圣旨为蜡笺纸――清朝中后期之后这种材质和工艺都渐渐失传了。90年代，张旭光曾去外地调查过蜡笺纸的工艺，寻觅甚久，总算寻访到一个见过的老人，对方告诉他，当初做学徒时，师父一到关键步骤就把徒弟支走，所以他没能看到制作过程。 　　循着蛛丝马迹，张旭光尝试仿制过一些蜡笺纸。他做成了双面蜡笺纸，虽和市面上的截然不同，但效果不错，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