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英红 很多事其实都是小事.docVIP

惠英红 很多事其实都是小事 　　见到惠英红之前，我已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荧幕里看过她的身影。令我意外的是，这位两届金像奖影后得主，在真实的视感中却显得清瘦，令人很难将她与武打片里的矫健身姿联系起来。 　　我们见面的地方，是香港一家老牌的餐室，两年前我曾来过此地。访谈时间原定于下午1点半开始。我和摄影师大食提前来到，在餐室吃过午饭，静候惠英红的到来。我点了一份茄汁猪扒饭，发现是旧米饭，菜的味道也不如本地出租车司机所盛赞的那般美妙。没有例外，大食点的那份饭也是用的旧米饭。大家略有失望。 　　惠英红与经纪人晚到了十多分钟。相见之后，她没有多说客套话，坐下就与我拉开话匣子。看到我拿出一个老式笔记本，她说，“你挺怀旧的啊！”我答：“这是朋友送的，所以一直用。” 　　 　　我们的座位很窄，她的经纪人赵先生想坐在旁边听。我提议赵先生到惠英红身后的卡座就坐，这样既能听到谈话，又能让惠英红坐得舒服一点。由于我甚少采访影视明星，有限的几次经历中，也遇到经纪人主动避席的例子，于是我问惠英红：“香港的经纪人都喜欢坐在明星旁边听的吗？” 　　惠英红凑过来，低声对我说：“其实全世界的经纪人都是这样的。”她的表情像是在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 　　由于还没有吃午餐，惠英红点了一份饭，边吃边聊，连说好吃。看着她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对那份茄汁猪扒饭有点苛刻了。 　　潮起 　　2010年，凭借在电影《心魔》中的演出，惠英红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这时距离她上一次获得这项荣誉，已过去了28年。在台上发表得奖感言的她，哭成了泪人：“我很想拿这个奖。拿了第一次之后，我风光了十几年，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跌到谷底，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找我，不知道为什么逼自己进入死巷。我把自己藏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办好。我连放弃自己的生命都试过，因为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怎么样。但我现在很有信心，我知道我是属于电影的，哪怕是一天、两天，只要是好角色，我都会尽量做好。” 　　惠英红出生于1960年，祖籍山东，其父出身于大户人家。1949年后，他们一家人迁居香港。刚开始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错，后来她的父亲被人撺掇，开始赌博，从山东带来的一箱箱金子逐渐化为乌有。惠氏一家陷入困境。 　　“我爸爸自尊心比较强。我妈妈是童养媳，就没这么强的自尊心，所以很多事情是我妈去做。我爸会比较自卑，就待在家里，但是不代表他不明事理。他之前在香港也有打工，但是可能运气真的不是很好，他做过一个针厂，打伤了一只耳朵一只眼睛，所以变得更加自卑。我妈就会带着我们去乞讨，他就会在家里。”惠英红说。 　　惠家有8个子女，惠英红排行第五。家道中落后，还发生了一场大火，姐姐为救出她和妹妹，遭到毁容，失明。为了生存，惠英红的妈妈带着孩子们到酒楼拿剩菜回去吃，“后来遇到一个也是这么穷的人，带着两个子女在湾仔乞讨。当时打越战，很多美国水兵、英国水兵会来香港度假。这家人在湾仔赚到一些钱，就叫我妈带子女去那里，把一些纪念品、口香糖、扑克牌和筷子，卖给那些水兵。水兵通常都会买的，因为觉得我们很可怜。” 　　这段谋生的经历，让惠英红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脱贫。她说，“在60年代，整个香港都是穷的。在湾仔，虽然是过得惨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但我比起其他人来好过很多，又觉得是幸运的。人不能太贪心，有得必有失，我可能失去了一些童年的东西，但得到了一些眼界，得到了一些一生受用的东西。如果我没在那个地方，或者我想东西没这么成熟，没有这么早成人，未必会进电影圈。在湾仔的时候，我看到电影院的海报，就立志要做明星。离开湾仔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夜总会跳中国舞，因为我知道当时女演员很多都是在夜总会被星探发现的。” 　　果不其然，到夜总会后，她很快被午马发掘，由此入行。在当时，武打片是主流。“因为大家都是拍打戏，有些人觉得痛，就走了。我为什么可以做第一女主角，就是因为拍《烂头何》的时候，那个女主角拍了第一个镜头，被人打，她说很痛，然后静悄悄走了。等导演找她，她已经回家了。那怎么办？没有了女主角，立刻要找人。我刚好去的时候有试镜，给了所有导演看。导演就忽然想起我，就说找那个女孩来吧。那时我在旁边跑龙套，就让我马上换衣服。那部戏是讲一个妓女不会任何功夫，刘家辉在后面控制这个妓女，显得好像打得很厉害一样，刀枪不入、拳头打来都没有反应，其实是他在帮我挡下。但是拍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是真的要被人打，没有任何保护的。” 　　她说到这里，快速拿起我放在桌面上的笔记本，挡在胸前，说，“有一个镜头是被人打了四十多拳，但只是给了这样一个剧本过来，摆在这里，被一个男演员冲过来打，打几拳，我冲出去吐，吐完走回来再被打。如果换做其他人，不还是走了？但我不能走。原因是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我要成为明星，家里才能有好的生活。同期有几个一起的，比我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