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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代代传承的家国梦 　　过去一年，本刊刊载了11期“我的中国心”专栏，分别记述了11位人物的人生轨迹。他们中有一代鸿儒，亦有将门虎子，有享誉国际的经济学人，亦有成就斐然的企业家，虽然各有绽放的精彩人生，但都有着共同的家国情怀。 　　其实，无论多长的专栏恐怕也难写尽这个主题。从小就吟诵着唐诗宋词，在被方块字的乳汁哺育成长的华夏子孙一代又一代的血脉传承里，家国情怀就像是身体的胎记，深深地烙在每个人的人生印记里。 　　赤子丹心 　　1949年，战争的硝烟正在从华夏大地上消散。虽然这片土地已经是满目疮痍、千疮百孔，却依旧像是一块磁石。 李四光 　　这年秋天，正在伦敦的李四光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对方言辞急促，告诉他如果不立即公开声明拒绝中共新政权的职务邀请，就可能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立即离开伦敦，去往法国。两个星期之后，其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李四光冲开层层阻拦，拒绝重金收买，在两个月时间内，辗转穿越了六个国家，回到祖国。 　　李四光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在上世纪50年代，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滚滚冒出的石油立即转化为新中国工业奠基的“口粮”。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回国后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1950年，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还是36岁的年轻在读博士，他在美国用了两个月就写完了毕业论文，拿到博士证书后第九天，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同船有200多名欧美留学生，他们放弃了吃面包、喝咖啡的生活，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先进的研究平台，毅然投入归国建设。 　　回到国内的邓稼先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辅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九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就是这样起步的。 　　从1964年到1986年，一共32次核试验，邓稼先亲自去罗布泊指挥工作队工作的时候有15次。上世纪70年代末，一次投试实验中出现事故，核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抱起核弹碎片仔细检验。正是这次意外，让癌细胞在邓稼先体内埋下了祸根。 　　邓稼先为了“两弹”事业隐姓埋名28年，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的事迹才被世人所知。另一位知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写了一篇怀念邓稼先的文章，入选大陆中学课文。文中写道：“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 　　1950年，载着200多名欧美留学生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从大洋彼岸启航，这趟航程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画出一条优美的回家弧线，它的终点是祖国，它所承载的正是家国梦想。 　　据高教部统计，到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有5000多人。其中美国3500人、日本1200A、英国443人、法国197人、德国50人、丹麦和加拿大各20人，大多数是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的。1949-1954年经过坎坷挫折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回到祖国的有1424人，多数是从美国（93vA）、英国（193人）、日本（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到19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海归派”。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多次谈判才迫使美国停止扣留而回到祖国的。他们的回家路程更为坎坷、曲折。 　　钱学森，这个在美国人眼中值五个陆军师的人，当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偷运近800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全是技术情报。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为他作证无辜，加州理工学院委托律师库珀为钱学森辩护。美国当局还是无理羁留钱学森达5年之久。为了冲破阻挠回国，他想方设法向祖国传递归国的强烈愿望。5年归国路，拳拳赤子情。无论是美国当局威逼恫吓，还是金钱地位的利诱蛊惑，无论是身陷囹圄遭受迫害，还是受到监控失去自由，都没有动摇他归国的坚定决心。 1955年10月，钱学森与夫人、儿女回国途中在“克利夫兰号”轮船上。 　　钱学森是在功成名就情况下回国的。少年离家，白头返乡，他实际已经是个美国人。钱学森36岁做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最终成为和物理学家戈达德教授齐名的火箭科技领域领军人物。二战期间，他参与“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导弹战略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美国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高名厚禄终生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