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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改中央地方新博弈 　　四省自行发债、上海增值税改革、中小企业税收起征点提高、房产税扩大试点，从10月到12月，中央的财税信号频频释放。 　　但同时，地方政府却在悄无声息地激活一些休眠税种，企业的税收负担在另一个通道上被加重。上下反向操作对冲了彼此的政策效果，为何会出现中央和地方这种暗暗的角力？ 　　动了谁的蛋糕 　　2011年底，最受关注的无疑是，2012年开始上海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体育业、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金融保险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等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征收。等条件成熟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进行试点。 　　营业税改革必然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由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收入全部归地方支配，而增值税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即便税收收入不变，地方政府收入也会减少75%，事实上，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实际税率还有所降低，这便是增值税扩大范围的最大障碍。 　　对此，国务院出于安抚，明确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但即便如此，根据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试点实施后，上海整体税收将减少100多亿元。 　　而之所以选择在上海试点，和其特殊的财税体系有关系。营业税和增值税本是分属地税系统和国税系统征收，但在上海国税地税没有分家，这样为推行改革提供了空间。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并没有获得其他各地的欢迎。税源的直接减少使各地政府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声称上海试点不具有借鉴意义。 　　在反对试点扩围同时，地方政府开始四下激活各种休眠税收，增加财政收入。2012年1月1日起，北京市开始向企业征收地方教育附加费，加上已经开征的其他省市，预计此一项收费全国将增加近1000亿元收入。另外鉴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各地价格调节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复活。这些税费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初就已种下，一直处于免征、未征等“休眠状态”。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目前表示，财税其实是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一种分配，目前一种意见认为政府拿得太多，另一种意见则觉得政府拿得还不够。 　　认为政府拿得还不够的理由是社保、医保、保障性住房、三农问题、治理环境等都需要政府花钱，没钱这些事情就办不成。相反观点则认为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日子难过，跟政府的税收太高有关，政府拿得太多，居民手里没有钱也会拖累消费。 　　上世纪90年代，本没有这两种意见的对立。当时各方一致目标就是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随着中国财政收入的持续猛增，2002年起，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都不再用“提高两个比重”的提法，开始主张税收“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 　　但想改变过来，远非那么容易。“进入本世纪以来许多税收政策的调整体现了这两种理念或者说战略博弈。如今这两种不同理念或战略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许善达表示。 　　地方政府更是对提高政府收入比重极为热衷，在财政部网站上，像湖南省财政厅科研所所长唐建华提交的《加强税源建设提高湖南宏观税负水平》这类文章比比皆是。 　　中央和上海“合谋”玄机 　　中央与地方的持续角力，也造成中国产业自主能力一直无法成型。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了大量的产业政策，特别自2000年后，更是强化了以结构调整升级，抑制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为目标的产业政策，调整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中全部大类行业。但至今产业政策绩效并不高，一个主要原因是财税关系阻挡了中央和地方的合作。 　　地方政府是中央产业政策最重要的执行者，出于GDP和税收最大化，地方在实际执行中，一方面执着将经济集中于重化工和制造业，另一方面相互之间展开项目竞赛，进而一哄而上。结果是中央产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肢解。 　　以汽车产业政策为例，国家发改委早在2004年公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就提出引导和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但至今，全国仍有数十个城市对小排量汽车使用和运营情况加以限制。2009年中国正式提出新能源汽车战略，以求与欧美保持同步发展，结果不管是否有资格和能力，各省新能源汽车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国陷入散乱差的汪洋之中。 　　地方政府留恋于重化工业中的税收，不仅造成了对出口形成严重的依赖，同时造成原材料紧张和环境污染等众多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三大产业的构成仍然不合理。如2010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仍然只有不到4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的比重往往超过70%。 　　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营业税税制所导致的双重税收被认为是套在中国服务业头上的一道枷锁。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表示，增值税对于营业税的置换和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