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的配角意识.docVIP

黄兴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的配角意识 　　傅国涌是我多年的朋友，最近看到他“全新修订”的《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一书，自然是一件高兴事情。充满期待地购买一本，却发现与此前的旧版，在实质内容上没有明显改动。我当面指出过的极其明显的史料硬伤和论断错谬，也越发显得鲜明突出。 　　也谈黄兴的角色意识 　　关于黄兴的角色意识，最有说服力的是他的改名经历。与孙中山早年投书李鸿章谋求官方职位相类似，第一次奉派到日本短期留学的黄兴，在1900年6月19日写给两湖书院监督黄绍箕的书信中，旗帜鲜明地表示要与“师帅”张之洞的保皇立场保持一致。在他眼里，无论是北方的义和团还是南方的自立军，都是应该被当作匪类加以剿灭的。 　　1902年11月27日，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以附刊形式随《新民丛报》发行。他在连续刊载的政治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重点描述了继第一代大总统罗在田――也就是清德宗光绪皇帝――“逊位”之后，继任第二代大总统的立宪派人士黄克强字毅伯。正是在这部小说启迪下，从日本宏文学院毕业后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黄兴，于1903年夏天把自己的原名黄轸字庆午改换成了黄兴号克强。与立志成为立宪派第二代大总统的梁启超稍有不同的是，黄兴的志向是要充当革命派的第二代大总统。这不仅仅是黄兴的个人志向，同时也是包括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在内的湖南籍华兴会及同盟会人士的共同志向。 　　宋教仁遇难后，谭人凤在1913年4月2日的上海《民立报》发表《哀宋教仁辞》，其中谈到几年前在日本东京，他与阴阳家也就是算命先生谈论命相，给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没有想到“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同年5月15日，范鸿仙又在《民立报》发表《且看三十六天罡》，说是宋教仁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一个月后，从香港返回上海，专门谈到起义前有一星相家声称“中国劫运将终，将星出世”。被该星相家认定为地煞星的起义者全部遇难。侥幸存活的黄兴、宋教仁等人，都是星相家所说的可以打天下、坐天下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罡星。 　　像黄兴、宋教仁这样的角色意识，其实就是傅国涌所说“《水浒》里面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等级秩序井然，高低尊卑一清二楚”的“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权位观念。然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并不难找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傅国涌，竟然极其草率地得出这样一种划时代的历史论断：“即使到了近代，配角意识也只是在黄兴等极个别具备文明气质、人品高尚的人身上才隐约闪现……这些作为表明他已具备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他和宋教仁身上体现出来的近代型角色意识都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榜样。” 　　事实上，傅国涌在《黄兴与孙中山：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一文中论证黄兴“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的几个证据，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其一，推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不必经选举手续”，严重违反了公共领域里“权为民所赋”的程序正义，剥夺了在场其他同盟会员的投票公决权。 　　其二，黄兴所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所涉及的是鲁迅明确讨论过的革命是让人死还是让人活的问题。黄兴眼中等同于生死问题的所谓“革命”，显然不是以人为本并且适可而止的民主宪政革命，而类似打天下坐天下的中国传统革命。为了‘倾心拥护”自己心目中德高望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名位”以及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革命同志的“个人名位”，并不能够证明黄兴具备“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的道德高尚，反而证明他完全不知道应该人人平等地尊重别人的个人权利。 　　其三，“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是黄兴与组织共进会的焦达峰等革命党人的争论话语。以正统自居的黄兴所表现出来的，正是鲁迅在《阿Q正传》里面揭露过的为了垄断革命专利而不允许阿Q参加革命的丑恶现象。 　　其四，陶成章等人公布的《孙文罪状》中，虽然有虚构夸大的成分，但也有些负面事实是存在的。陶成章等人要求依据同盟会章程改选总理，也是正当合理的。黄兴为了维护孙中山而“以身力拒之”的表现，所要捍卫的并不是同盟会的民主程序。 　　其五，由胡汉民表扬黄兴的“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一句话，论证黄兴的“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同一篇文章中引用的胡汉民另外一句话――“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恰恰证明黄兴的意识并非民主意识。 　　其六，黄一欧在《回忆先君黄克强先生》一文中介绍说，1912年1明10日双十节，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黄兴又退回袁世凯派人送到上海的陆军上将委任状、勋章、授勋令和几件礼物，理由是“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傅国涌引用这些并不可信的文字材料，目的是为了高调张扬黄兴“大风歌好不如归”的道德尚品质。然而，在同一本书的《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