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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寻租行为及其治理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保障性住房分配中种种乱象的成因之一是相关利益主体寻租行为所致。从理论上分析各利益主体寻租行为及其相互影响，有助于从更深层次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之策。 　　关键词：公共保障性住房 分配 寻租行为 治理 　　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低的现实决定了不可能实行普惠制保障模式，可用于住房保障的资源数量极其有限，保障性住房市场也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那么，如何科学高效地将有限住房保障资源配置给迫切需要的贫困群体，不仅关系到住房保障资源充分利用，而且还关乎到住房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公平。 　　目前，我国住房保障分配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住房保障实践，还不能有效指导当前的实践工作。关于住房保障分配的最新研究成果有：魏丽艳（2012）认为，在逐步完善准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健全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退出机制，在“入口”和“出口”两个环节加强管理，履行地方政府责任，最终实现制度创新与社会公平理论的有机结合。戚瑞双（2012）通过对北京市现有保障性住房及其退出机制的梳理，提出了建立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保障性住房监管体系与退出条件。蔡玉峰（2009）从政府住房保障是一种有限行为、政府保障对象有特定的群体、政府保障的动态特征以及廉租房保障实施的可持续性几方面探讨了廉租房合理退出的必然性，分析了廉租房住户难以退出的原因以及廉租房退出机制的形成。吴迪等（2011）对保障性住房违规出租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探究，构建了违规发生路径模型，指出市场利差是发生违规的源动力，同时运用合作博弈模型对该问题的管理制约因素进行了推导，指出了在政策中增补对违规承租者的违规惩罚将更有助于遏制违规出租现象。 　　上述研究都遵循着相同的范式：在指出当前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存在问题基础上，分析成因并研究对策，而且研究也不够深入，因此，它们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保障性住房分配中主要涉及到三个利益主体：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保障房现使用者和不符合条件的保障房申请者，它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都是保障性住房分配中租金的追逐者。因此，以寻租理论为指导，深入分析三个利益主体的寻租行为特点及其相互影响，可更深入地探究当前保障性住房分配中的违规行为，并可提出针对性较强的治理措施。 　　公共保障性住房分配中的寻租行为分析 　　“租金”的初始含义专指地租，即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而应该获得的报酬。在传统的李嘉图学派的经济租金概念中，租金是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马歇尔对李嘉图学派的租金概念做了引申，用以泛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剩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租的概念已被扩展到经济租的范畴，租金就是由于某种天然的或人为的原因，使生产要素供给量的扩大受到限制，从而使其市场价格长期稳定地高于成本而形成的一种长期超额收入。所谓“寻租”，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生活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为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者在寻租活动中所采用的手段，通常有以下两种：通过游说、贿赂、拉关系走后门等手段直接获得租金；通过各种手段改变政策环境，以达到寻租目的。寻租活动将给社会带来诸如资源浪费、生产萎缩、分配不公等不良后果。 　　在公共保障性住房分配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地方政府、保障房现使用者和不符合保障房条件的申请者。由于公共保障性住房受政策优惠，相比于同地段同品质住房价格更为便宜，保障性住房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就形成“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个人都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公共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地方政府官员、保障房现使用者和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都受利益的驱使追逐“租金”。 　　在当前公共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地方政府处于重要地位，肩负着认定保障对象、制定分配办法、清理超出申请条件拒不腾退者以及其他监督管理等重要职责。在法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权力和腐败往往是一对孪生姐妹。“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海登海默，1990）。地方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政府都是由具有经济理性的官员组成，经济收入是他们效用函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公共保障性住房价格十分低廉，加之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为数众多的保障房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得到住房，因此他们将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包括伪造证明、谎报家庭收入，或者直接向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官员行贿等）申请保障房。当地方政府官员意识到保障性住房需求者众多，而且这些需求者愿意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得到住房时，他们发现掌握保障房资源、垄断保障房分配权利可以为自己捞到好处，他们就会采取诸如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