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docVIP

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摘要：人力资本素质不高、文化与社会认同缺失以及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共同构成了由禀赋约束构成的功能性排斥和由制度约束构成的结构性排斥这两种社会排斥存在的原因。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的必然路径在于政府通过制度革新破除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桎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引导帮助其实现城市融入。 　　关键词：功能性排斥；结构性排斥；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一个与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文化心理等密切联系的综合性问题，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各方面的社会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多重边缘化”的境地，成为他们融入城市不可逾越的藩篱。在社会排斥理论中，对社会排斥的划分类型有多种方法，根据社会排斥成因的构成，可以将其分为功能性排斥和结构性排斥。本文依照这种划分方法，从功能性排斥与结构性排斥两个视角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的形成原因。 　　一、功能性的社会排斥 　　功能性社会排斥不是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客观的、固有的、不易改变的结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被排斥群体（组织）或个体自身的原因所形成的社会排斥。对农民工而言，功能性的社会排斥主要可分为人力资本缺乏造成的社会排斥和社会资本缺乏造成的社会排斥两种。 　　1、人力资本素质不足：功能性排斥的内生根本性约束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价值。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占23.8%，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我国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也就是说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来看，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总体程度偏低。 　　从外出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看，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年龄层次越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越低。也就是说，在我国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多数，青年农民工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低。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龄结构较轻、健康状况良好、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等人力资本特质，但不能否认的是，相对于城市里普遍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同龄人来说，这一群体仍存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普遍特征。 　　2、文化与社会认同感的缺失：功能性排斥的隐性意识形态约束 　　由人力资本素质不足所间接引致的社会认同感的普遍缺失以及消极的自我认同也成为阻碍其融入城市生活的隐性意识形态约束。如同其他流动人群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生活过程中几乎没有主动选择自我身份的途径，只能被动地接受并认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强加给他们的制度性身份。这种“城里人”对待“外来者”的特有的排斥方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着强烈融入城市的意愿，但也只能以“过客”身份自居，找不到属于“自我”的归属感。非“城市人”的先赋身份，自我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自觉地回避与城市市民交往的机会，偏向于内群体交往，更进一步阻碍了其融入城市生活。 　　二、结构性的社会排斥 　　除了禀赋条件约束下的内生性障碍因素外，政策、来自制度的外生性约束也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社会排斥的重要成因。 　　1、户籍制度：结构性排斥的元制度 　　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各种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福利是造成农民工遭遇结构性社会排斥的元制度。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的身份定义一直是模糊的。拥有农村户籍，但在城市务工、生活的非农非工的特殊身份，使得人们无法将其纳入惯常社会场域中的任何一类群体，只能将其定位于特殊的“边缘群体”。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之外，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2、就业制度：结构性排斥的衍生制度 　　以僵硬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人为地分割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户籍身份的限制使得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就业机会，这类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护和劳动监察、工会和基本福利等城市制度化管理体系相脱离，他们往往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被个体、私营企业等非正规用人单位吸纳，在那里，绝大多数都未与用人单位建立起正规的劳动关系。非正规就业将农村流动人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