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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司法责任制需重视的几个问题 　　今年9月下旬，随着两高关于司法责任制若干意见的相继出台，至此，建立在权责利相统一基础上的司法体制改革初具雏形。 　　笔者在此简单梳理一下此轮司改的改革路径：为了建设法治中国，实现司法公正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在合乎司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权放权与限权，在责任追究上建立与司法权相匹配的责任制度，在权利保障上建立包括薪酬在内的职业保障体系。单就司法责任制的完善而言，两高意见都从科学司法权运行机制、明确办案组织和人员职责权限、加强司法管理与监督等角度，进行严格的责任制规定。笔者以为，在实践中需要重视对几个问题的研究解决，司法责任制改革才能取得根本成功。 　　落实司法责任制 首要解决职权不明问题 　　责任被追究的前提是职权清晰并付诸实现。目前，司法人员对司法责任制落实的主要担心是有职权不明确、责权不统一。以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为例，审委会讨论案件只限于法律适用部分，合议庭对案件事实负责。但在目前实际操作中，审委会对案件所讨论决定事项普遍及于事实认定问题。 　　如果在司法责任制落实过程中，对审委会的职权改造即只限于法律适用问题（除涉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案件外），事实部分由合议庭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其司法责任基础不存在问题。与之相反，再由合议庭成员承担事实认定责任显然不正当。 　　再如，检察长将有关职权事项委托给副检察长或检委会专职委员，这种委托是一事一委托还是长期委托？委托事项如何进行登记存档，委托后如何防止检察长不当干预等，或者如何防止检察长为避免责任将主要职权事项全部委托出去等，如果没有对这些职权事项予以固定，就会发生责任追究推诿和难以落实的局面。 　　落实司法责任制 需解决好权利实体保障问题 　　仅职权明晰，如对司法人员个体的实体权利保障不力的话，司法责任制仍难落实。 　　例如，在职业保障上，一般司法人员名义上有抗拒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义务和记录权力，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失职行为，追究其司法责任似乎名正言顺。但这还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般司法人员在面对个体实体权利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并非具有完全抗内部干扰能力。比如对涉及法官任职、评优评先、晋职晋级的业绩的考评，就应该严格依照程序进行科学的业绩评价，不然法官对以法院领导阶层为构成主体的法官考评委员，其个体排除对案件的不当干预能力定会大打折扣。 　　并且，我们也应注意到，法院有设立法官考评委员会的组织框架要求，而检察院对此没有单独提出。当然，我们也看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对法官遭受不实举报或错误处理的这一现实顽疾时，在制度上予以了回应和救济安排，对于日益遭受司法权威滑落和法官权利保障薄弱困境的法官们而言，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权利救济与职业保障，能为推动法官拥护司法责任制落实起到重要作用。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没有更多着墨与设计。 　　落实司法责任制 需衔接好有关法律修改问题 　　两高意见属于司法解释范畴，但是其中内容庞杂，很多领域超出了法律的范围甚至存在与之冲突的情形，这不符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需要及时对上位法修改。 　　比如涉及到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两高意见中审判组织之审判团队或检察办案组织之办案组以及法官专业委员会、检察专家咨询委员会或专业研究小组等，这些规定已经明显超出了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今后需要在两部门组织法中予以确认。再比如各种司法人员的职权设定问题，职权法定原则要求所赋权的法律层级应该更高。 　　另外，检察院还有一些特殊问题，比如检察中的一般检察官之外的主任检察官职权、检察长职权对副检察长、专职委员和检察官的授权委托等，待今后试点经验成熟后，需在组织法检察官法中予以确认。 　　落实司法责任制 对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性改造问题 　　司法责任制改革意图将司法打造成能独立承担责任的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意见中对审判责任制改革所坚持的原则就是明确体现：遵循司法权运行规律，体现审判权的判断权和裁决权，突出法官办案主体地位；以审判权为核心，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为保障。该两项原则要旨在于强调司法的亲历性、判断性，因此也得出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以及集审理者、裁判者、责任者三位于一体的结论。但该意见对审判权存在个别非司法性痕迹，比如合议庭所审理案件在承办法官与审判长分离时，庭审活动由审判长主导而非承办法官主导，以及审委会对三种特殊类型案件既参与法律适用又参与事实认定等。 　　当然相比较于检察长负责制的检察权，审判权领域的这些微小事项不值一提。 　　检察权主要问题是司法性不足、行政性突出。鉴于检察权需要高效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行政化安排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过度强调行政性，与其履行批捕权、公诉权、司法救济权、法律监督权等司法职权特性要求严重相悖，正如学界批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