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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出租车的平台化治理 　　摘 要 本文立足于破解约租车监管难题，从约租车服务的运营现状出发比较研究了内外部规制方式的效果，进而提出了平台化治理的依据，最后提出了构建平台化治理体系的两个具体途径。首先，约租车在满足乘客需求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安全漏洞与责任不清难以救济的问题，故而约租车亟须有效的规制；其次，就现有情形而言，与政府的外部规制在约租车治理中难以发挥作用相比平台自身却在提升服务质量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构建平台化治理体系关键在于明确平台的主体责任之后赋予其法律上的责任权利于义务。 　　关键词 网约出租车 专车 平台主体责任 平台化治理 法律义务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510520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石、刘岁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4级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涉外经贸；陈隽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2014级财务管理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058-02 　　一、引言 　　2015年，出租车市场风云变幻，专车成为当之无愧的焦点。专车平台的营运模式主要分为O2O、B2C两种，前者如滴滴、Uber、易到，平台是信息的提供者，也是联系资源持有者及使用者的中间环节；后者如神州，以自有车辆和司机为乘客提供用车业务。 　　专车的蓬勃发展极大冲击了传统出租车行业，据统计，2015年共计约16个城市发生出租车司机抗议专车“抢生意”的抵制事件。政府则一方面肯定专车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及弥补市场空缺的贡献，一方面强调私家车不可进入市场。尽管饱受争议，但因其价格相对较低，服务质量普遍较传统出租车高，服务类型针对不同需求而细分，仍受到消费者青睐。 　　乘客在享受专车服务的便利之时，其利益，尤其是人身安全不一定能得到保障。司机的背景审查不严，水平参差不齐，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等等，无一不是出行过程中的隐患。 　　专车的出现无疑是撬动传统出租车行业制度的一根撬棍，是搅动潭水的一条鲇鱼，以往的政府监管为主导的计划性思维在面对专车模式时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既是市场的产物，何不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以信息的掌握者、服务的主导者――各专车平台为主角，探索出一条与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相适应的治理道路。 　　二、平台化治理的依据 　　（一）平台化治理的必要性 　　1.外部规制问题：理论上市场外部规制的主体主要为政府和社会团体，其中政府为主，辅以社会团体。但现今对网约专车的外部规制中，社会团体这一主体并没有凸显出来，更多地是依靠政府管理，但政府规制的实际效果却令人失望，这便是呼吁平台自身管理的主要原因。 　　首先，政府立法思维依旧受到传统出租车管理体制的束缚，未能从共享经济与互联网服务的本质特征出发对约租车创新规范机制，简单套用出租车管理体制的事前准入控制，忽视对行业的实时监管与事后追责，实在很难促进约租车服务长远发展。 　　其次，由于网约专车自身的服务特性即交易行为的隐蔽性、不稳定性，部分约租车平台依仗强大经济实力无视各种罚款，对约租车司机也无足够惩戒作用，政府在执法层面存在成本高、难度大、针对性弱等问题。 　　2.内部规制问题：相比较其他规制途径而言，网约专车平台的内部规制对服务质量的提升效果是较为直接有效的。但这也不代表目前的内部规制就毫无问题。首先，《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对网约车公司来说虽为他们正名，但又实行较为严格的特许制，造成了约租车平台有虚名。其次，专车服务平台的地位仍不明确。正是由于其性质界定模糊、法律主体地位得不到强化，故其责任以及权利义务也一直难以确认为当事人权益保障留下了隐患。 　　（二）平台化治理的可行性 　　首先，平台化治理弥补了政府规制欠缺专业性的问题。政府规制一般是所谓的“外行”规制“内行”，缺乏专业人员，管理成本与救济成本高昂，且管理较为滞后。平台化治理旨在促进专车平台自治与行业规范的完善，符合现今管理趋势。 　　其次，平台化治理契合互联网发展迅速的特征，符合共享经济这一时代要求。互联网催生了专车市场，同时，也决定了其发展迅速、更新快的特征。除了滴滴专车一类的专车服务蓬勃发展，拼车、代驾等服务也相继出现在消费者视野中，这些服务之所以有大量的市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现行出租车市场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诸如此类的网约车市场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便捷的服务；二是因为其符合共享经济理念，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契合时代发展。而这些，都只有基于平台化治理才得以进行。 　　最后，平台化治理有助于促进传统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良性竞争机制。针对目前出租车市场恶性竞争、拒载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