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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摘 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诉讼规则，该规则的设置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同时，也是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一道屏障，并能引起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但是，任何规则的实施和完善都需要一定的法治土壤， 就目前而言，受司法体制的影响，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内的一些程序与规则，因为缺乏完善的司法体制保障，以至于最终得不到进一步的规范实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的证据开示、警察出庭作证、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律师讯问在场权等制度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举步维艰，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本文拟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的重新定位出发，思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诉讼 诉讼规则 　　作者简介：黄潇瑶，贵州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020-03 　　新《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3月14日由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但毋庸置疑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上的规定仍有其内在缺陷，例如： 　　第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而批捕阶段却未置一词，立法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批准逮捕的依据。 　　第二，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如何排除非法证据，立法也没有明确规定。 　　第三，法院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前审查程序、庭审中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证据的庭外调查核实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的补充侦查程序等等问题，立法都规定的过于原则、简陋，一些操作程序甚至就没有规定，出现立法的空白和操作的“真空地带”。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执行不同意的情况，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法制的统一，而且也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的作用大打折扣。 　　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适用进行评析，厘清相关问题，并细化和丰富其操作程序，以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的重新定位 　　在研究非法证排除规则的基本理论问题上，许多学者以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则制度为蓝本，纷纷主张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首先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防止国家公权力的滥用。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正义是一种人们的内心需要，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正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在美国，人们能够接受“辛普森做了此事”，但在法律上以及正义上，可以合理地判决他无罪。①而在中国，司法机关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惩罚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诉讼观念。 　　2003年震惊全国的东北黑社会老大“刘涌”案中，因为其中可能涉及到刑讯逼供等问题，刘涌在二审中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缓，对此，全国舆论哗然，最高人民法院亲自提审，最终判决刘涌死刑。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与广东珠海中院的法官会谈时提出，要继续贯彻“宽严相济”的审判政策，在对待判不判死刑的问题上，要以以下三点为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② 　　因此，在认真分析我国国情和司法制度运行环境后，笔者认为，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首先应当是维护实体正义，其首要功能是确保证据的可采性、可靠性，排除虚假证据。③其次，在维护实体正义的同时，注重程序正义的保障，严格控制国家公权力尤其是侦查机关权力的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在对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定位这一问题上，应当始终坚持我国的具体国情，避免“言必称英美、谈必话接轨”。 　　二、审前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情况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意味着公、检、法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但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诉讼观念的影响，往往只注重对有罪、罪重证据的收集，因此，其在主观上明显缺乏排除非法证据的动力。相比公安机关，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能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控诉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在犯罪证明中的使用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并且，强调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在通过监督、引导侦查活动的过程中，规范侦查取证行为，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也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一般来说，人民检察院在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