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思考.docVIP

我对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思考 “高考”，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千千万万家庭来说其可谓是头等大事。似乎“一考定终身”的观念已经在老百姓中根深蒂固。我们都经历过酷热六月的考场厮杀，有人成为这场战争中的幸运儿，然而，也有人失落了大学梦，有人从此改变了命运的轨迹，然而，也有很多人在命运的面前低下了头。1977小平同志恢复高考以来，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同胞获得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国家制定的少数民族地区高考优惠政策，在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保证民族统一中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当下，这一系列政策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一直以来颇受争议。 2009年，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巫山县，成为此番“重庆高考民族加分违规风波”的“重灾区”。 　　在重庆市招办公布的31名少数民族成分弄虚作假的高考加分考生中，巫山籍考生就占了19个。 　　除被众人知晓的重庆市文科状元何川洋之外，何川洋的南开中学同学田中、就读于重庆一中的刘于涵(刘父系巫山县公安局副局长)都是系出巫山、在重庆市区求学的学生。如何杜绝何川洋和田中现象的再度发生，有个流行的观点：“少数民族加分的政策到了取消的时候了。”新闻发布会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明确表示，中国民族政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在未来不会进行调整。1950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开始，该文件规定：“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产业工人、干部和军人，兄弟民族学生，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稍差，得从宽录取”。从宽录取意味着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实行优惠政策。恢复高考以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考生的优惠政策逐步恢复并有了一定的发展。1978年国家颁布了《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最低录取分数线及录取分散段．可适当放宽”。 87年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倒，该条例将对对少数民旗地区考生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规范化，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2003年，教育部规定：由省(区)招生委员会决定，对边疆、山区、牧区、步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考生，可在院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投档，由学校择优录取。[2] 在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边远地区，而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三节阶梯中的第三级，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相比差距甚远，东部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西部地区的4倍。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从均衡发展战略转向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了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2005年,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发表《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尖锐指出中国教育存在的种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以资源配置为例,全国城乡中小学人均经费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999年,小学阶段最大差距达11倍(上海市3556. 9元;贵州农村323. 6 元) ,初中阶段最大差距达到12. 4倍(北京市5155. 2 元; 贵州农村416. 7 元) 。《中国教育报》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结果,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在少数民族地区上述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为例,黔东南教育扶贫研究课题组织2000年对广大苗族、侗族聚居的雷公山、月亮山的雷山、剑河、从江等七个县57个乡镇的调查表明,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2. 9年,文盲半文盲占64. 8%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13. 4%,初中以上人口只占12. 7%。这里除了教育经费不足,教育硬件差,缺少必备的现代化设备等原因外,教师数量的严重不足,质量不高,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剑河县, 该县少数民族占全县人口的96. 2%,至2002年8月,全县在编中学教师仅665人。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初中师生比1∶18的要求,全县所有中学均严重超标,其中有的学校甚至达到1∶29。[3] 在我的家乡西海固——著名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贫瘠是这里的代名词，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教育发展受限，办学条件之艰苦是东部沿海地区所无法想象的。虽然近年受到国家的扶持，但是办学条件差仍是普遍现象。西吉县有些乡村学校上课用的粉笔也得一根根数着用，最为突出的是各校不同程度地缺课桌、凳。高年级（四五年级）三个学生共用一张桌子和一条长凳；而低年级（三年级以下）则四个学生挤在一起。师资力量始终是受教育环节中的核心力量，它的薄弱与强大影响着教育的发展程度。发现：这里的小学教师以中师学历为主，而专科、本科学历比较少，且多为二次学历，甚至还有初中、小学学历的；教师用书来源单一；普遍缺乏专业教师，教师素质偏低。以将台乡牟荣八一希望小学为例：全校11名教师，中专学历占54.55%，大专二次学历占36.36%，还有1名初中学历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