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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 章开沅 二十二年以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深刻阐明“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这一历史辩证法时，曾经指出：“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八九页。)这里提到的“孙中山领导的党”，指的就是一九○五年夏天成立的同盟会。同盟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团体？怎样理解它的内部分歧？同盟会里面有没有路线斗争？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整个辛亥革命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一） 　　过去，我们曾经把同盟会称作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联盟。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 　　因为，“松懈联盟”一词只能说明同盟会的阶级“结构形式”的特点，即它是由哪些社会力量组成的，结合得是否紧密等等。它没有回答，至少没有明确回答同盟会的性质到底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还是几个阶级联盟的政党？抑或仅仅是几个阶级的反清联合战线？ 　　我认为，同盟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它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不同，加入它的各种社会力量并没有在会外保存自己单独的政党。姑且不论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是否代表不同的阶级，至少兴中会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就不再保存自己原来的组织。华兴会在加入同盟会的前夕，虽然有“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说法，但实际上以后也没有保留自己的组织。光复会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始终保留着自己的团体。有些光复会员从来没有参加过同盟会，不少人则是加入而又退出，而且一九一○年还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总部，公开与同盟会分裂。但认真考察起来，它也不是作为一个特定阶级的政党加入同盟会的，而且即使在它与同盟会分家以后，也并不妨碍两者在某些地区（如上海、浙江、潮汕）共同进行反清斗争。 　　同盟会也不仅仅是几个阶级的反清联合战线。二十世纪初年，反清联合战线确实是存在着的，那就是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以及一部分反满士绅，更为广泛也更为松懈的一种结合。严格说起来，同盟会不过是这个联合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是其中起指导作用的政治力量，但毕竟不能把它与反清联合战线等同起来。 　　应该明确指出：同盟会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理由是： 　　第一，二十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如果说，甲午中日战前，幼弱的民族资本主义仅仅是在个别经济部门出现，那么，甲午战后，特别是一九○五年前后，在义和团和其他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民族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总额成倍地增加，而且逐步延伸到缫丝、纺织、面粉、榨油、碾米、卷烟、火柴、皂烛以至许多手工业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它这才粗具规模，并且在国民经济当中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阶级斗争发展的水平，归根到底，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矛盾的发展程度制约的。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不得不主要通过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其中一部分有革新倾向），来推行自己温和的改良主义政治方案，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才比较明确地形成了独立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要求。以前，它的怯弱呼声不过是：“商管银钱帐项买卖，绅管学习机器教训学徒，官主保护而不侵权利。即有事涉衙门，有绅承担，不累商民，无可疑惧。”(《陕西集股创用机器织布说略》，《皇朝政典类篡》第一二七卷，市易。)他们看见封建衙门就不免有点心惊胆颤，因此只有把能“通官商之邮”的绅士当作自己的经济护法神和政治代言人。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年，随着经济力量的不断增长，资产阶级的胆子慢慢大了起来。特别是在一九○四年以后，他们开始学会以各地商务总会、分会作为发表经济主张和政治见解的场所和渠道。一九○五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由上海商务总会决议发起，通电二十一处商埠的商会“传谕各商知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在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中，主力仍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民族资产阶级毕竟也增添了向封建衙门挑战的勇气。他们不仅公开谴责清朝政府“类具奴隶性质，而无爱国思想”；并且提出了“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一九○五年七月八日《时报》。)等政治要求。这些都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所谓“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建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然趋势。 　　第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已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