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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分析 　　一、引言 　　按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跨国并购的定义，跨国并购包括跨国并购和跨国收购，其中跨国并购是指在当地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资产和业务合并后建立一家新的实体或合并成为一家现有的企业;跨国收购是指收购一家现有的当地企业或外国子公司的控股股份，即 10%以上的股权。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跨国并购与一般并购的根本区别在于并购方和目标企业位于不同的国家/地区。由于跨国并购还是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无法简单的将跨国并购看作国内并购在地理上的扩展，从而直接把基于国内并购发展出来的并购理论直接用来解释跨国并购。特别是考虑到跨国并购需要面对更高的风险，完全有必要分析并购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而不是国内并购的原因。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因素来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但既然跨国并购同时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模式，那么显然不能简单地将宏观因素作为外部变量。Rossi amp; Volpin(2004)在研究跨国并购的决定因素时就侧重于国家之间在法律和执法上的差异。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投资者保障越好的国家发起跨国并购的交易数量越多。这一结果表明，跨国并购通常是从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到收购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的并购，起到了对世界各地企业管制制度衔接的作用。在分析了拉美地区 1998-2004 年 868 例并购活动的基础上，Pablo(2009)发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对投资者的保障条件会影响企业发起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这项研究认为，目标企业所在的国家有更好的经济和营商环境或资金成本比较高，会加大跨国并购的可能性;收购企业国家产权保护水平较低则会对跨国并购的可能性产生负面影响。Hyun amp; Kim(2010)则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达国家对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交易进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规模、贸易额、共同的语言和距离是跨国并购的显著动因。而Sun 等(2012)则基于邓宁的 OLI 范式开发出一个包括五个属性：国家产业禀赋、动态学习、价值创造、重构价值链、制度的便利和约束的比较所有权优势的框架来解释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行为。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掀起了一股跨国并购的热潮。相应地，学术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也逐渐关注起来。Rui amp; Yip(2008)采用战略意图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企业战略性利用跨国并购来实现目标，如在充分利用制度激励和最小化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收购战略资源以抵消他们的竞争劣势，并利用其独特的所有权优势。在对 TCL 集团，京东方和联想三个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Deng(2009)运用制度理论，以资源驱动模型来解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发现中国企业跨国收购战略性资产，是中国独特的体制环境的必然逻辑结果。Yang(2009)则在以 1985-2006 年期间 671 家中国企业 1004起跨国并购交易为样本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显著影响因素包括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失败的经验、监管的变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张建红等(2012)运用 2003-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数据对 36 个产业的国际化与其产业特征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与产业收益、产业的技术密集度、产业出口强度和产业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产业的劳动密集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出口强度对要素密集度与海外并购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且对两种要素 (技术和劳动) 的调节作用方向相反。就目前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已经有学者关注到制度因素的影响，但是尚没有学者运用制度的观点将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研究。站在企业的视角上，选择国内并购还是跨国并购是一个企业战略问题，会受到宏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影响;但是站在宏观经济的角度上，企业为什么会选择成本显著较高的跨国并购，则必须抛开单个企业或产业的具体特征，寻找一个统一的解释。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使个人和企业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会更青睐特定类型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固化的统一的特征。因此，文章尝试通过制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 　　诺思(Douglass C. North，1994)认为制度是组织为追求进化和资源分配的目标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包括正式的规则 (如宪法、法律和法规)、非正式的限制 (行为公约和自律规范) 以及制度的执行机制。因此，文章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在全面考虑其他宏观因素的前提下，不仅要考虑正式制度的影响，而且要需要考虑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由于我国和东道国各自制度环境的影响。另外，现有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是将跨国并购视为企业的战略选择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