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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信用社的近代变迁的分析 　　一、引言 　　回溯近代以来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自农村信用合作社诞生之日起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从未间断，但迄今为比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大大落后于城市金融，而且也远远滞后于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众多探究近代以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成果都在论述农村信用社变迁的历史，鲜有问及背后的真正原因。历史与现实的相通性无不昭示着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探寻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及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我们在当下的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本文拟从新比较经济学的视角对我国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问题进行再探讨。2003年，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共同提出:“从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废墟上又浮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称之为新比较经济学。”4位经济学家以产权理论为基石构建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对近代农村信用社的演进有着难以企及的解释力，为深入研究该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契机。采用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缕析近代农村信用社发展的脉络，将使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更为系统和深入，更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与核心。 　　二、新比较经济学理论阐释 　　新比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前沿，发端于产权理论，主要着眼于对制度的选择与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正如Aadrei 所强调，“新比较经济学集中分析制度的多样性”。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应力图避免两种极端情形的发生:一种极端情形是“无序”，即因私人主宰着一切而导致秩序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种极端情形则是“专制”，即因政府主宰一切而导致财产被政府侵占及私人生产积极性受压制。2003年， Shleifer等提出了“制度可能性边界”，并以此说明应如何选择与设计制度，揭示出政府是如何在控制无序和避免专制之间实现均衡的。 　　Shleifer等以无序为纵轴，以专制为横轴，在二维的空间内勾画出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分析了政府在无序和专制之间的权衡。在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上有4个点，代表四种控制战略，即私立秩序、独立执法、国家监管和国家专制。这四种控制战略是根据政府权力的介入程度由轻而重排序的。由无序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呈递减之势，由专制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呈递增之态。向右下倾斜的直线表示一定程度的无序和专制状态下的社会总成本，这条直线与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切点即表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部门能够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有效制度选择。 　　本文意在新比较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内勾画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并以此作为基准探讨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及深层次原因。 三、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回溯中国农业金融史，近代是一不可逾越的重要时期，最瞩目的农业金融事件即诞生了与传统农业金融截然不同的新型农业金融组织mdash;农村信用合作社，且在社会力量及国家力量的交替作用下，掀起了一场长达26年、波及全国、规模空前的农村合作运动。其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了几个迥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度发生了变迁，对经济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比较经济学全新的分析框架中，近代农村信用社被置于了一个从原子型社会形态中的私人秩序战略状态到国家主宰一切的制度谱系.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依据维持农村信用社秩序的方式及效率在该谱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并可以清晰地显示各阶段各战略状态所引致的损失抑或收益。 　　(一)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1923-1927年 　　1923年6月，在民间团体华洋义贩会(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贩救灾总会)的扶持下，河北省香河县第一信用合作社成立，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此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由于北洋政府政权式微，实力屏弱，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诞生之日起即陷入无法自拔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这也让新生的农村信用社历经了发展之快，也承受着发展之痛。 　　1923-1927年，短短4年时间，北洋政府相继历经9位总统，无一人有统御中国之能力，北洋政府形同虚设。军阀割据混战，政府权力消解，作用式微，无力管控各方事务，整个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的状态。政权式微的北洋政府，不可能为新生的农村信用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供给，亦无法引导其健康成长。这一点在民国经济学家张镜予所著《中国农村信用合作运动》中得到佐证:“关于合作社内部的章程，没有政府的法令为之保障。”显而易见，新生的农村信用社陷入了没有法令没有惯例的无政府丛林中，处境堪忧。事实上，在此期间负责监管农村信用社的是身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华洋义贩会。综观古今中外金融事业，即使是专门性的金融同业组织都难以完成监管任务，更何况是隔行而又不具法定监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