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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情境的老年家庭资产配置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提高，金融产品日新月异，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选择行为也呈现出日趋复杂性与多样性的趋势。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状况如何，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选择参与某一市场等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兴趣。 早期的研究认为，在理性人假设下经济人投资于风险金融资产的财富数量完全取决于其风险厌恶程度，将资产配置问题扩展到多期，并解决了生命周期内消费与资产的选择问题。 　　由于一直未获得上述理论模型的解析，相关实证研究长期滞后于理论研究，直到上世纪90年代，基于生命周期的家庭资产组合实证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背景风险、交易成本、社会互动等影响因素，并正在逐步取代只考虑风险因素的传统的资产组合理论。 　　同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家庭资产组合研究显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或持有不同财富量的家庭，持有的资产组合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也有文献提出，不同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心理因素、行为习惯、深层次的信息问题等会导致家庭资产组合的显著差异，因此对家庭资产组合的研究要特别对个体的行为和环境有详细而准确的了解。 　　有关细分人群的国外文献主要研究两个群体，即，中青年家庭和老年人家庭。对老年人家庭资产配置的研究重点大都从健康风险兼顾遗产动机、社会互动等角度来解释老年人持有的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持有状况。Bellante在研究影响老年家庭房产持有的因素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在分析老年家庭的相对风险厌恶时，将房产视为风险资产或无风险资产，会对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于老年家庭的健康风险因素，对中青年家庭资产配置的研究重点则从收入、年龄、教育等角度展开。国内文献对完整生命周期的家庭资产配置的研究已较具规模，大量文献充分考虑了年龄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并没有从生命周期角度对细分人群进行专项研究，考虑老年人健康风险因素的研究大都散见于各类文献中。 　　本文以60岁及以上个体代表的老年家庭为研究对象，既符合中国国民的生理特点，又与国际通用标准相一致;同时，中国一般规定男60岁、女55岁退休，60岁以上公民基本处于退休状态，劳动收入显著降低，相对于其它生命周期阶段，老年家庭主要呈现以下特征:首先，夫妻双方基本都处于退休或即将退休状态，劳动收入基本为零，主要收入来源于退休金、养老金、儿女供养或工作期间的储蓄等，并且其重新劳动的能力也有限，人力资本也不再重要，甚至可近似为零;其次，随年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机能和抵抗能力都在下降，面临死亡风险，健康因素变得尤为重要;最后，由于生理和心理的衰老，劳动能力的丧失，空巢带来的孤独感等影响，老年家庭对于社会和儿女都存在着较大的依赖。 　　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养老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养老大多基于亲缘和血缘关系之上，有“养子防老”这一说法。即在年轻时抚养子女，在年老时受子女赡养，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mdash;儒家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居民的家庭养老行为，而养老行为又进一步影响了老年家庭的资产组合。因此，本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因素以家庭性保障的方式引入到结构方程模型中，来探究传统文化对我国老年家庭的资产组合状况的影响。 　　二、相关文献评述 　　(一)影响因素 　　现有的实证研究文献对家庭资产组合的“异质性”以及资产组合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重视，研究从家庭基本特征解释资产组合的“异质性”，资产组合决策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职业、财富等，尤其是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资产组合进行了大量研究。有实证资料显示:家庭资产组合具有较强的“年龄效应”，即，家庭资产组合中安全资产的比重与年龄呈现“U形”关系，安全资产投资随年龄增长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关于“年龄效应”的这一实证结果并未达成统一。此外，作为家庭基本经济状况的财富变量是影响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另一重要特征因素。较富裕的家庭倾向于持有更高比例的风险性资产，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随家庭财富持有量的上升而上升。因此，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状况存在“财富效应”。 　　除上述家庭基本特征外，“背景风险”也成为家庭资产组合异质性的一个重要解释。关于劳动收入风险如何影响家庭资产组合的问题，研究者们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未来劳动收入的现值就是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安全资产，其将刺激家庭投资更多的风险资产。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人力资本也包含风险，与之相应的劳动收入风险会对风险性资产产生“挤出效应”。 　　私有企业主在进行资产组合选择时而临“企业特有风险quot;，这是企业较大的收入风险，且这种来自所有者权益的收益与股票市场收益率相关性较高，会对私有企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