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浅析.docVIP

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浅析 　　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以实现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标。市场竞争要求财力相对分散，而宏观调控又要求财力相对集中，反映到财政体制上，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央地方分权后地方政府强大的盈利冲动和激烈的相互竞争。众所周知，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就是竞争。竞争不可能只发生在经济领域，公营部门和政府部门间均存在竞争。正是这种政府间的竞争，将市场信息传递到政府部门，迫使各地政府退出市场、压低成本、改善设施、提高效率。其结果是:中国地方政府在短短的30年之内，从欠账累累的落后状态建立起了可以和发达国家比肩的城市基础设施。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分权的作用是创造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繁荣与增长，而且还可以利用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来硬化预算约束。 　　税收竞争是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内容，且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哈耶克。1945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适合为地方提供公共物品。因为地方政府在相关信息的获取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蒂布特于1956年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分析了马斯格雷夫和萨密尔森对公共物品的论述，认为他们的分析只能适用于联邦层次，还不能适用于地方的特殊情况。他认为地方的公共支出能更好地反映地方居民的要求。在蒂布特模式中，人们通过“以脚投票”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官员提供最优的财政收支组合，提高经济效率。这就是所谓的税收竞争“增进效率说”。 　　奥茨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出发，认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应该局限在其辖区内。地方政府可以为其辖区内的居民量身订做一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满足居民的特殊偏好。这种由地方政府量体裁衣式的提供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福利的提高。不过，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在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官员基于理性人的选择会倾向于降低税率，减少公共服务的供给量，以便减少当前和未来商业企业的运营成本。这就产生了“向下看齐的竞争”，从而导致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数量低于最优水平。这就是所谓的税收竞争“降低效率说”。 　　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产生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过去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分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其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市场的扩张和政府从经济领域有选择的退出。在这种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分权关系，这一关系在分税制实施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分权化改革实践中，利益、权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己经客观存在。由于改革进程实际上是政府和民间重新配置资源产权的过程，既得利益和经济调控的需要使得政府对资源权利的争夺仍然很激烈，这种资源争夺不仅发生在政府和民间之间，而且也出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 　　虽然地方政府在所辖区域内，对经济发展拥有很大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但是中国的人事组织权却是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是自上而下服从中央任命的。因此，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掌握在上级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官员虽然对本地事务拥有广泛的决策权，但是最后的考核权却在上级政府手中。上级政府激励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促使其开展地区竞争，发展经济。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成为衡量当地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人均GDP的增长率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生涯同地区之间的竞争挂钩推动多数地方官员热心于本地改革及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是理解中国政府的关键主体。改革开放之后，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以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的“下管一级”和财政包干制为标志，中央政府实施了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地方政府开始在本地事务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置来春“属地管理”和“行政发包”是中国政府体系的典型特征，它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层面的职能履行，而是采用委托代理的方式，授权地方政府履行相关的政府职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央政府通过分税制改革和加强垂直管理实施了“软集权”。但为了推动省级政府接受新的税收体制，中央政府不得不赋予地方政府在辖区内更大的管理权，这进一步巩固了行政分权的制度安排。 　　30多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成功转轨并成就斐然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一股动力，应当是国家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主权组织转变成一股理性、敏锐而强有力的市场力量，随着法治的发展和指引，与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以及局部细节紧密相连，通过这种“官民捆绑”和“公私融合”塑造出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