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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工理论的社会基础及其演化逻辑进行分析 　　一、前言 　　“经济学”源于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它是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意思就是家庭管理的原则。因此，从起源学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而管理组织的目的就是提高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而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则与合理的分工有关，体现为资源的有效配置。 　　为此，大凡将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者都致力于分工的研究，这典型地体现在古典经济学者身上。事实上，古希腊学者关注的是家庭组织(它实际上是氏族组织)，而当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拓展到城邦和国家组织之后就形成了政治经济学，这集中体现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因而分工就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自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就特别关注如何通过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以此达到促进社会财富创造的目的;同时，由于不同时期的组织结构是不同的，相应的分工形态也不同，从而在学说史上形成了多彩的分工理论。然而，自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支配地位的确立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关注组织问题，而是转向了个体行为，集中关注个体交换而非组织运行，并且借助日益复杂的数学工具进行效用最大化研究，这种高度的抽象分析最终使得经济学蜕化为黑板经济学，企业等组织则被当成了一个自动转化成投入产出函数的暗箱。即使后来兴起的新制度主义试图重新研究组织和制度，但它仍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静态和孤立的分析思维考察经济主体之间的外部联系(即交易)，从而把研究的中心放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上。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的深化促使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组织的出现则深化了劳动分工，因此，即使相对于以前的生产组织，企业生产方式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但相对于由此增进的分工收益而言，交易费用的节约依然只是从属和次要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却将交易费用作为制度和组织的分析核心，以致分析的重点依然是交换问题，而忽视了组织的生产和分工的功能，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为此，杨小凯主张回到古典去，重新研究分工问题，并将由此产生的学说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因此，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分工理论的演化作梳理，并结合时代背景以及社会演变探究分工理论演化的内在逻辑。 　　二、古代社会的外生绝对优势说 　　一般认为，经济学中分工理论往往可以追溯到斯密，分工理论构成了《国富论》的基础，并且是全书最精练的部分。不过，斯密并没有提出多少独到创见的东西，他的很多思想已经为他同时期的学者如配第、杜尔阁、卢梭以及弗格森等人所阐述了。例如，早在17世纪末，威廉middot;配第就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他说，“当一个人梳毛、另一个人纺纱、再一个人织布时所生产出来的布料，一定比当以上所有的操作都由一个人笨拙地工作时所生产出来的布料要便宜。”同时，威廉middot;配第还指出，当时荷兰人的商业效率之所以较高，就在于他们用专用的商船运输不同的货物。 　　熊彼特甚至说，“至于分工问题，亚当middot;斯密要说的，这里全都有了，其中包括分工对市场大小的依存关系问题。”再如，师承配第的坎铁隆进一步把社会经济设想为相互联系的市场有机系统，它以实现某种均衡的方式进行运作。坎铁隆之后的杜尔阁则推测，分工和货币的出现、商业扩展和资本积累之间一定存在一种内在联系。事实上，斯密在法国游历期间曾与杜尔阁见过面，从而对杜尔阁的著作非常熟悉。同时，分工思想还有更早的思想源源，斯密及其同侪们所强调的比较优势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为色诺芬、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所阐述了。例如，色诺芬的《经济论》就是一本论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如何更好地使用奴隶劳动以获得更多使用价值的书。 　　在色诺芬看来，管理需要技能、秩序和最基本的经济分工原理，并把产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归功于分工。色诺芬所分析的分工涵盖了两大内容：第一，社会外部分工(即市场分工)。色诺芬分析了人口集中、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洞察了社会分工水平对于市场大小的依存。例如，色诺芬指出，在大城市中，每一种职业都可以找到众多的购买者，因而大城市中往往有较为完善和发达的手艺，这与小市镇形成鲜明对比。显然，这是斯密的专业化理论以及分工受市场程度限制观点的滥觞。第二，手工作坊的内部分工和协作。色诺芬分析了制鞋业内部的分工，并指出，分工既会扩大物品的效用(数量)，也会制造出更精美的物品(质量)。例如，波斯国王的餐桌上享用的食物之所以比一般菜肴可口，就在于国王的厨房里有广泛的分工，每位厨师只做一二道菜。如果说色诺芬开启了分工的探讨，那么，柏拉图就把分工进一步深化了，分工思想在其《理想国》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柏拉图更为重视社会分工，不仅把分工与交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