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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公平分配思维的多重逻辑进行研究 　　马克思公平分配思维在学科领域具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意蕴，在社会结构方面具有政治中权力与权利、社会中的管制与共治、经济中的政府与市场等多重逻辑。过去根据我国经济社会非均衡性发展战略，有针对性选取和挖掘某一方面加以研究， 当然每个阶段的偏向性研究都融入了时代元素， 生存型社会主要解决物质财富短缺问题， 做大GDP、效率优先成为必然，在发展型社会“新常态”下，社会公平正义跃为时代最强音和国家主流话语，马克思公平分配理论对现实的批判为解决我国分配问题提供理论远见和精神动力，为共享发展成果提供新的理论生长点和方法论的支撑。 　　一、马克思公平分配思维的多重诉求 　　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公平分配问题，其观点散见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也融入在各学科领域里。 　　1.从经济学视角看：摒弃单一公平思维，追求整体公平目标 　　马克思把公平分配放在经济运行全过程中考虑，分配公平与否决定于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聚焦在起点、规则、结果公平的辩证统一上。 “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当然，一定的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脱离生产条件的抽象分配观是开历史的倒车，劳动产品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总是贯彻着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的意志和要求。起点公平要求摒弃先赋性的因素(如特权、身份等级)等不公正因素的影响，在“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的“现代社会”，劳动者只有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劳资地位不等、权利悬殊必然要求“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成为分配起点公平的制度基础。 　　分配规则对所有社会成员一视同仁，用同一尺度、同一个标准来规范同等的劳动权利。 资产阶级按资分配相对按劳分配而言是不公平的， 因为 “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结果公平就是社会成员通过一系列的行动而获得相对均等的成果，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使工人得到劳动力价值、资本家独占资本剩余。 　　2.从社会学视角看： 摒弃社会领域中经济价值规律，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鸿沟无论如何都是不道德的，而且必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超越经济学的社会学探索也是必要的，马克思非常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 社会总产品在进行个人消费资料分配之前，必须进行必要的两次“扣除”： 　　一是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丝绸之路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这是为了维护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是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 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这是通过再分配来弥合鸿沟。 这一分配原则既表明了劳动者应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利益诉求，又要求在公共产品分配上各社会成员应共建、共享;既贯通了初次分配的效率性和再分配的公平性，又兼顾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 　　与之不同， 针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贫困和差距扩大，福利经济学提出政府实行累进税政策来干预国民收入分配以增进全社会福利，以收入结果的均等化作为唯一追求目标， 其公平观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而新古典和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和批判政府通过社会产品再分配实现结果公平，其公平观具有强烈的丛林法则的味道，二者都与社会分配公平价值取向相去甚远。 　　3. 从政治学视角看：摒弃超阶级的国家本位论，追求政治解放下的分配权利政治领域中公平分配主要是指通过政治生活的平等参与谋取社会的经济利益。针对拉萨尔主义的超阶级国家观，马克思指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既受经济剥削又遭到政治压迫，“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即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到头来也变成了赤裸裸的阶级专制的工具，公平分配的上层建筑政治构架路径，不能在“废除铁的工资规律”上绕圈子，必须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 　　同时，不能幻想依靠“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监督”的现代国家和由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而要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消除“现代国家制度的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以根本解决劳动和资本的尖锐矛盾。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