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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产权的层级结构分析 　　一、引言 　　自从科斯(1937)的《企业的性质》一文问世以来，对产权的研究涌现出大量的文献，并形成了产权学派，其中以阿尔钦、张五常、巴泽尔等为代表，他们形成了研究人的选择行为的“产权mdash;行为mdash;绩效”的芝加哥模式;同时将产权理论、合约理论和企业理论结合，形成了Hart-Grossman-Moore研究范式，即“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产权分析范畴。这些文献大多关注市场中的产权和合约结构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可是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而言，如果要深入研究其资源配置效率，仅仅关注和借鉴市场中的产权分析模式是远远不够的。与西方分权国家显著不同的是，威权的政治及其经济内涵对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保持着对经济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影响方式，这一点至今仍然未能为学者所重视。 　　因此威权与分权的经济性质和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分权的经济性质类似市场，其价值就类似于信息租金，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Fan(2006)委托代理模型就是典型的代表，它将官员获得的租金视为信息成本或代理成本;分析官员行为的公共选择理论仍然是一种信息租金的论调，认为民主国家的官员寻租活动是秘密的，却没有看到威权国家的相当多的寻租活动是公开的“ 秘密”这一重要特征。同样地，Shleifer 和Vishny(1994)在对转型企业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中认识到政治家控制权的价值，但是以民主政治为分析背景，未能充分认识到寻租者在中国的特殊价值和理论意义;Che和Qian(1998)详细分析了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性质与成因，也未能将“模糊产权”性质进行一般化处理，抽象出整个转型经济的性质，发现其整体性含义。归根到底，以上研究没有认识到威权政治对转型经济的特殊影响和制度约束，这样，许多重要的转型现象无法被分析，转型的制度背景无法被明确加以界定。 　　大多数学者在经验上都赞同，威权政治下影响资源配置的核心是政府官员，然而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却将企业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来分析资源配置方式及其效率，而根本不关注企业运行的制度背景，这类制度背景与掌握游戏规则设计权利的政府官员紧密相关。然而Hart-Grossman-Moore 范式和芝加哥模式，既没有把握现实经验的核心特征，更没有认识到租金在转型经济中的制度内涵。寻租产权及其层级结构的提出，为我们重新检视政府官员的权利运用方式及其对资源分配制度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途径;同时运用寻租产权的特殊结构，为我们理解许多曾经让人迷惑不解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现实经济当中，为何官员“能上不能下”?而且为何老百姓越不满意的官员越容易升迁?为何公款消费规模庞大而许多弱势群体挣扎在生存边缘上;高利润的垄断行业为何难以引入竞争机制;中国的就业市场为何深受政治结构的影响? 　　二、寻租产权的实现形式 　　毫无疑问，产权与收益紧密相关，由此显示了产权的极端重要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谁拥有“界定产权归属”这种元产权，拥有这种元产权的是政府官员而不是普遍百姓，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产权结构及其影响方式，寻租产权就是从这种元产权当中嬗变而来的。从逻辑上看，这种元产权或寻租产权的价值更为可观，因而拥有界定产权归属的权利(力)就更为重要，这一点完全反映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邢祖礼和秦芳，2013)。 　　1、寻租产权的特殊性。既然元产权也是一种产权，那么它一定也有自己的价值实现形式，它会不会和市场交易中的生产要素产权的价值实现形式一样呢?很显然，拥有产权的主体若是理性的人，则一定会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产权学派的基本观点。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创造不同规模的寻租产权的同时，也会行使适合于不同的寻租产权的价值形式的生存，这一点与市场交易中的产权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在转型经济社会当中产生了大量的寻租产权，它的价值形式是什么呢?显然，与市场交易中的产权相比，寻租产权极为特殊，它的权利转让在法律上和实际操作过程中成本会极高，因而从边际上限制了其市场交易的规模，然而其收益权是寻租产权要努力实现的，因此出卖寻租产权将不是主要的价值实现形式，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寻租产权的地下交易也存在着，但规模不大。因此从总体上看，非市场化的寻租产权与市场交易中的产权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这一点使得我们运用“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析逻辑欠妥，而中国目前研究产权的学者大多未能摆脱此分析逻辑。 　　那么寻租产权会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其价值呢?既然寻租产权采取市场交易方式实现其价值很大程度上不可行，那么必定会采取非市场的方式。根据产权的可分割性质，寻租产权的法律或政治约束下的“产权残缺”只是停留在可转让性上从而损失了部分价值，在其他权利方面仍然保留着极大的自由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