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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基于工商人类学的思考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管理学在中国已不再是舶来品，中国的管理学者不再满足于仅将西方管理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国需要适用于本土的管理学。这不仅是期望，更是需要。管理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管理中的规律和实践亦因文化的差异而差别显著。一方面，30多年的实践证实，西方管理理论建立在其自身的制度环境之上，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其理论和方法在中国“水土不服”;另一方面，大量实践经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两方面都需要管理研究者深入思考和探索管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 　　本研究以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为出发点，基于对两者发展历史的讨论，梳理社会科学中经典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而提出对管理学中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指出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仅仅是方法的不同而已，其结果是殊途同归，因为两者都为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服务，研究者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其原则是存真去伪。只有具备更优秀的研究内容和更广为接受的研究目的，研究成果才更有价值。 　　在对质性研究示弱现象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其真正的原因在于，经典的质性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缺少规范的方法论研究。反观西方社会科学乃至管理学，对众多质性研究方法都有成熟的应用，这也为质性方法论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范式以及新的研究课题。 　　工商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因其涵盖众多优秀的质性研究方法而被西方管理学界青睐，但却为中国管理学界所忽视。为此，本研究拟对工商人类学进行详细阐述，并就工商人类学对管理学研究的贡献进行论述;进一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管理学本土化中取得的开创性成果，指出中国管理学科建设归根结底在于从国情出发努力开拓本土化的新路径。 　　1　对当前我国管理学方法论的反思 　　纵观当前在中国管理学研究中，量化建模和计量检验等定量研究方法所占比重过高[1]。美国管理学界曾经历过“只接受科学的实证研究论文”的迷思阶段，今日美国管理学界在探索学科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的动态演进中，倡导在管理学研究中，应当在使用适当的计量和数学模型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分析[2]。在美国管理学研究已经发生过定量研究方法取代创新研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管理学研究仍在重蹈美国管理学界的覆辙，这无疑是一大遗憾。对量化建模、统计计算的推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缺乏实质内容和知识创新的论文中，定量分析方法成了能发表论文的救命稻草，也成为了一些缺乏真知灼见的学术期刊畏惧非议的不二选择[3]。 　　当下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迷失，症结就在于急功近利。量化建模分析是一种“潜规则”，是参与学术探索的通行证，但是，这种做法往往会脱离研究本身的原始目的与价值[1]，方法应该服务于研究内容，内容的创新才是研究的本质追求。从中国高校管理学院产生的历史渊源出发，有学者将定量研究的“天然”偏好，归结为基于工科院校传统建立管理学院的弊端[4]。那些独尊定量方法偏好的管理学者，也许并未真正理解管理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活动，按照他们的思维定势，管理学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笔者认为，绝不能将研究方法作为判定研究优劣的唯一标准。判定好研究的标准应该是创新和存真去伪。创新是本质，存真去伪是原则;只有创新才能避免平庸思想的泛滥。 　　2　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方法简述 　　邓津等[5]从历史角度讨论应用质性研究的传统，探讨实地研究政治与伦理。从对相互竞争的各种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的论述到具体诠释性的视角，讨论正在建构并影响着人类各学科的质性研究方法，并论述了研究者用于具体研究的主要策略。 　　从研究的问题到范式(视角)再到经验的世界，方法问题以质性研究课题的设计为起点，为质性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定义化操作，对同一事物的本质进行研究。质性研究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中，通过长期深入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形成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定量研究依靠对事物可量化的内容进行测量和计算，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的把握[6]。张梦中等[7]指出，不能把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对立起来，应该看作是社会科学中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同属社会科学获取真知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有效性、可靠性、客观性以及能够经受检验的理论，为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共同评价标准。 　　事实上，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争论，大多由字面表述延伸至实际操作中，而在实际操作时，无论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简单或复杂，都需要根据研究的实际需求结合不同的方法。两者区别的根源在于，采用定量方法思考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