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能源效率空间交互效应的识别.docVIP

探究能源效率空间交互效应的识别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遭遇十面“霾”伏，环境危机论甚嚣尘上。为了扭转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满足社会公众与日俱增的环境质量诉求，“十二五”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从“十二五”规划的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再到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无不彰显中央政府以壮士扼腕的魄力治理环境问题。实际上，环境问题根源于人类改造自然和创建社会的过程，尤其是使用化石能源而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问题。具体到”富煤贫油少气”的中国，能源禀赋结构绑架了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一般意义上，提高能源效率具有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排放的“双重红利”，能够“一箭双雕”地缓解能源与环境问题。因此，实现向集约型、节能型经济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2000~2013 年，中国能源强度从1.31times;10-4 吨标准煤/元下降到0.66times;10-4 吨标准煤/元，即便如此，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到2010 年，中国的能源强度仍为美国的2.5 倍、日本的4.3 倍(李梦蕴等，2014)。实际上，如何提高能源效率一直都是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大量文献(Fisher-Vanden 等，2004;林伯强、杜克锐，2013;师博、沈坤荣，2013)[2-4]热衷于探求影响能源效率的各种外部因素，罕有文献能够从能源效率固有的自身属性出发，立足中国区域间能源效率分布不均衡的特征事实，进而挖掘提升能源效率的可行路径。从本质上来看，能源效率属于“技术”的范畴，而技术创新具有空间外溢效应(余永泽、刘大勇，2013)，绝大部分文献均忽略了这一特有属性。值得一提的是，Yu(2012)考虑了能源强度的空间依赖性，认为区域间能源强度发展不平衡但存在绝对beta; 收敛。此外，徐盈之和管建伟(2011)证实，中国区域能源效率之间的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增强，并且绝对beta; 趋同和条件beta;趋同现象明显。 　　经济直觉上，中国区域间能源效率发展的空间非平衡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分布相一致。那么，是否可以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思路呢?的确，缪尔达尔(Myrdal，1957)[8]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tion)给出了答案，其意为某一地区一旦拥有初始的先发条件，自身会不断强化，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沿着最初路径持续下去。为了解释这一过程，Myrdal 提出了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s)和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两个分析工具。回流效应是指某一地区经济扩张给另一地区带来的所有不利变化，包括人口迁移、资本流动、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所有经济、非经济的不利影响(韩纪江、郭熙保，2014)[9]。扩散效应是回流效应的反向作用，指经济中心向其他地区扩展的离心力。相似地，赫希曼(Hirschman，1958)提出了极化效应(polarizationeffects)和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前者意为相邻地区各种投入产出要素、技术等向中心地区集聚，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汲取效应;后者意为中心地区强大的辐射力将本地区优质的资源、技术、经验等向相邻地区扩散，表现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质上讲，这两对概念相似，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即涓滴效应。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能源效率的承载体是人与物，而人与物又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即能源效率取决于人流与物流，人流与物流的流动自然会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存在逻辑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既然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那么，能源效应亦有可能存在这种空间交互倾向。并且，当这种空间交互效应表现为正向的扩散效应时，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缩小，而表现为负向的回流效应时，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扩大。至此，本文要分析的问题呼之欲出：区域间能源效率的空间交互效应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这种空间交互效应表现为正向的扩散效应，还是负向的回流效应?准确识别能源效率的空间交互效应，可以为提升能源效率、缩小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提供理论和现实注脚。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1)本文创新性地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扩散mdash;回流”效应移植到能源经济学领域，相比致力于探索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众多文献而言，本文另辟蹊径，立足能源效率自身固有的空间溢出效应，认为通过能源效率正向的空间扩散效应亦可以改善能源效率，实现区域间能源效率的趋同，从而丰富和拓展了能源效率的相关研究。(2)本文从单要素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出发，构造多种空间计量模型以准确识别区域间能源效率的空间交互效应，进一步解读了节能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