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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物，是指“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生态城市治理，是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依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彼此合作，在实际的城市环境中，通力协作，为民众提供最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根据治理理论，生态城市治理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既包括权力主体，也包括非权力主体，如非政府组织、市场公司企业。生态城市治理在赋予了权力主体更多公共责任的同时，也授予了非政府组织等非权力主体更多的生态城市治理权限，拓宽了生态城市治理的视域。与传统的城市管理相比，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的真谛在于协同合作，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加强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的效率，选择适当的参与契机非常重要，而合理的参与模式选择则是实现治理目标的主旨。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的契机选择 　　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具有一定程度公共性质并承担一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志愿性四个方面的基本属性”。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的契机，则是指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过程中所选择的能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时机和契合点。生态城市治理的最大表征就是多元主体对权力的共享，治理效用与各主体的运作效率呈正相关的关系。这种权力分享的多元趋势必将推动各参与主体参与度的不断提升，而政府机构则必须不断地简政放权，转变职能，部分职权让渡于非政府组织，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市场企业、民众分享生态城市治理权力的契机，实现参与式治理，但是必须明确一个前提，这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参与。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参与契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排他契机。排他契机是生态城市治理面临的涉及重大政治、经济或社会性质的事关全局性的公共事务，如果政府失去了对这些公共事务的控制权，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这类契机应该有政府控制，不应该有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自然抉择，政府对这些相对比较特殊的公共事务领域，应该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准入门槛。但是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相关渠道了解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政策动向，通过网络等平台，参与这方面的政策论证，一定程度上来影响政府最终的决策，当然无法左右政府最终的决策。 　　二是非排他契机。非排他契机是指在生态城市治理过程中一般公共服务领域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的一种态势。一般公共服务领域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基础教育、慈善救助、帮扶养老、求职就业、医疗康复等等。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如果寄托于市场，可能会造成市场失灵;如果完全依靠政府及其财政，可能引起政府失灵。而引入合作机制，塑造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则是一种“双赢”乃至“多赢”的效果。一方面政府可以把那些”管不好、管不了”的社会事务放权于社会，变“全能型政府”为“有限政府”，专注于城市整体层面的宏观职能;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专业特长，依托其灵活的机制，实现社会职能的承接。 　　“排他契机”与“非排他契机”，是对生态城市治理不同公共领域的划分，然后，由于我国传统官僚制的残余和“官本位”意识的尚存，在生态城市治理过程中，哪些公共领域适用于“排他契机”，哪些公共领域适用于“非排他契机”，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机制界定，主要还是政府的主导。与“排他契机”与“非排他契机”相对应，在政府主导之下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存在着“管制型”参与方式和“协调型”参与方式。 　　一是“管制型”参与方式，与“排他契机”相对应。在具体的生态城市治理中，由于传统行政思维的存在，和实践中行政体制的束缚，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准入有较高的门槛限制，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在组织登记上受民政部门的管理，在业务上受相关行政机构的制约。这样，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的效率。 　　二是“协调型”参与方式，与“非排他契机”相对应。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简化审批手续，放权于社区组织。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人才开发、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优势，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的为市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的价值分析 　　不管是“排他契机”还是“非排他契机”，都体现了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价值选择，从自身角度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参与生态城市治理的整个过程中，除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利益，还有隐于非政府组织身后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企业和公民个人等。只有依托他们的力量发挥，非政府组织才能更好的参与到生态城市治理的过程当中来。 　　1. 相关利益主体的价值结构。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