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幼教”思想对当代幼儿教育的启示研究.docVIP

中国古代“幼教”思想对当代幼儿教育的启示研究 　　抚养后代，是出自人类的天性;而教育后代，则出自人类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中国上古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就提出和形成了关于婴幼儿教育的思想理论，历经数千年实践、创新、发展，催生了近现代系统的幼教思想体系。在今天看来，这种幼教思想对现在的幼儿教育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中国古代“幼教”思想的本要义理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现代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是由西方传入的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那么，什么年龄段为“幼儿”呢?《礼记·曲礼》中说:“人生十年曰幼，学。”汉郑玄注曰:“名曰幼时，始可学也。”把人从出生到10岁出外上学之前的年龄段视为“幼”。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又把人从出生到8岁的年龄段视为“幼”。不论是把“幼儿”界定为10岁还是8岁，所指代的都是从出生到外出求学之前这段时间，“幼儿”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初始阶段的宽泛概念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中国古代就有“教儿婴孩，教妇初来”的幼教思想，民间也有“小树不剪不成材，小孩儿不教不成人”的俗语，反映了古人对“幼教”的深刻认知。孔圣人周游列国授经讲学，感悟出教习真谛“少成若天性，习惯自然成”的绝妙论断。汉代的贾谊则明确提出了“早谕教”的主张:婴幼儿心地纯洁，可塑性大，在婴幼儿纯洁的心境还未受到外界环境的熏染时就要及早教育，造就循规尊礼的言行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其所著的《颜氏家训》中倡导:“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从事教育活动四十年之久，对“幼教”领悟颇深。他认为，幼童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也特别重视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他认为:“幼稚之时，必见奋起之志，若举动无恒，即将事无一济矣。”“少年血气未定，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幼童时期，思维稚嫩，早以教育，生性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否则，“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任何有所作为者，幼年时就确立了奋发向上之志，必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教”主要是家庭教育。施教者一般是婴幼儿的父母尊长，注重根据幼童身心发展和认识水平的特点，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灵活机动、适时而教，感知知识、遇物而教，应幼儿的性情，引发幼童的兴趣，导幼童行为，讲究教育的方法。“能坐、能行则扶持之，勿使倾跌也”，教以幼童坐、卧、爬、行等肢体运动、戏耍锻炼;按照幼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创设幼童感知知识、辨析事相、发展语言能力的环境;造就幼童勤于动手、生活自理、讲求卫生的行为养成;培育幼儿日常生活、接人待物、言行举止等礼仪修养;塑造幼童尊老爱幼、扶弱济困、积德行善的行事之道;确立幼童为人处世、谦卑恭敬、诚实正直的德性;还特别重视对幼童言行举止的垂范和影响作用，朱熹论定为:“指引者，师之功也……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 　　中国古代“幼教”的品德教育崇尚“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核心思想，并把其作为品德教育的“主旨”。汉代的王修教育自己的儿子，“未必读书，并学做人”。朱熹则倡导:“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钱穆在其《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一文中说: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教育的主要对像“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钱穆认为:儒家思想精髓，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都是为人的条件，是人所遵守和具备的素养。幼童在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塑就长成难以改变。因此“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古代的“幼教”在立德遵礼、修身养性的铸塑上是成功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才成为了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 　　二、古代的“幼教”对幼儿素质教育的借鉴 　　中国古代的“幼教”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古代教育家倡行的顺应幼儿成长特点和认知规律，顺导幼儿性情，鼓舞幼儿兴趣，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依据幼儿成长规律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