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漏斗”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战略决策探讨.docVIP

“选择漏斗”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战略决策探讨 　　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在回顾历史时，每一国际体系似乎都必然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这个体系一旦建立之后，我们就很难想像，如果做了不同的选择，历史会如何演变，或是当时究竟有没有可能做出其他的选择。因此，“在国际秩序形成之初，或许会有许多的抉择，但任一选择均会挤压其他选项的空间。由于愈复杂愈难保持弹性，因此最初的抉择尤为重要”。这一思路，在约瑟夫·奈的《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中被概括为“选择漏斗”。“历史的发展取决于道路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越来越迫近，选择的余地就越来越小。”当然，奈也提出了领导者决策时可能会面对“漏斗”突然增大的可能性。遵循这种思路来回顾甲午战争中日本的决策过程，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和思考。 　　甲午战争的漏斗选择从“征韩论”开始 　　鸦片战争以后，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同样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从1844年荷兰军舰驶入长崎开始，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先后抵日，1853 年美国的“佩里来航”不过是压垮幕府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面对西方的冲击，日本国内变革迅速爆发，倒幕运动轰轰烈烈，最终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资本主义改革，确定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目标。与此相对应的对外政策目标应该是：积极寻求和拓展国外原料产地与市场，尽快确定新的国家形象与身份，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修改不平等条约。1868 年 2 月 8 日明治政府首次对外发表《外交布告》，谈到了“大力充实军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强调“幕府缔结之条约中，弊害有之，当在公议种种利害之上加以改革”。而且确定修改条约的基本准则是“当以宇内公法待之”等等，可以视为上述目标非常明确的阐明。 　　为了实现修改不平等条约，通过富国强兵获得世界承认，这个目标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究竟是反殖民、抵抗侵略还是自己也通过殖民的方式来侵略其他亚洲国家。上述《外交布告》公布仅仅两个月后的 4 月 6 日，新政府的《安抚亿兆 宣布国威宸翰》中的表述更进了一步，“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防御性政策开始向进攻性的方向转移。对外扩张的思想在德川幕府早期之前，不过是表现为试图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小华夷秩序”的呓语。但随着西力东渐，殖民狂潮席卷世界，这对日本产生了典型的“示范效应”。林子平、本多利明等人倡导的“一统五洲”、“五洲一帝”，都是呼唤日本出现沙皇叶卡捷琳娜那样的“圣明”君主。这样，原有“经营大陆”的思想被重新阐释和解读，出现了佐藤信渊这样系统提出征服朝鲜、满蒙，渐次南进的“大日本帝国”构想雏形。这些思想对维新派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老师辈的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人都阐述过“经略满韩、扩张版图”的思想，所以在维新政府建立之初出现激烈论争的“征韩论”就是不难理解的。从思想渊源来看，日本对外扩张可以追溯很早，从政策决策层来看，甲午战争的漏斗选择应该是从“征韩论”开始的。 　　“侵略有理”论被赋予“文明与野蛮之战”的光环 　　中日两国面对西方侵略，都在寻找自强之路。日本并不是不知道两个邻国关系的重要性。山县有朋在 1880年上奏天皇，提出了清政府一旦革新图强对日本可能产生的后果：可喜的是有可能成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但不能否认的是日本对当时与清政府发生摩擦，“不可不惧”。此前日本与清政府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山县认为如果破裂的话，“其祸难测”。对日本而言，必须要尽快增加对清政府的军事侦察，扩张陆海军实力。特别是俄国西伯利亚铁路铺设加快，山县意识到了日本面临的巨大威胁。1890年，他在《外交攻略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主权线”与“利益线”。“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自己之胜势……故外交及兵备之要诀，唯存立于二线之基础者也……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在朝鲜。”既然涉及到日本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朝鲜与清政府的摩擦乃至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情报搜集、扩军备战就显得迫在眉睫。 　　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根据日本学者统计，1890 年日本对朝鲜的棉布出口仅占日本总体棉布出口的 0.3%，到 1891 年，这个比例也仅仅为 0.6%，也就是说，当时的朝鲜还不是日本孜孜以求的主要商品倾销市场。但是，根据《日韩修好条规》攫取的日本货币可以在朝鲜流通的特权，从明治初年到 1893 年，日本从国外输入黄金总量的 68% 来自朝鲜，1885-1887 年之间，日本从朝鲜获得的黄金是日本自己产出量的四倍。此外，廉价获取的大米和大豆等农产品也源源不断进入日本，成为支撑日本低工资制的重要基础。显然，对当时的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将朝鲜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显得日益重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