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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伤病军人医疗保障浅析 　　国古代战争旷日持久，大规模的战斗减员和随 　　时发生的疾病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广大官兵是部队的主体，他们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军队的战斗力强弱。我国古代许多将帅也认识到士卒健康与战事结果的密切联系，注重士卒健康，特别重视伤病士卒的抚恤、救护，围绕伤病士卒的救护实施了一系列医疗保障措施，为保障战争的胜利、鼓舞士气、赢得军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留下了丰富的军事医疗保障文化遗产。研究这些历史遗产，对于提高现代战争卫勤保障能力有一定借鉴意义。1著名将帅对伤病员健康的重视纵观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爱兵如子”的军事伦理成为主旋律。“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兵法·地形篇》中把将兵关系比如父子关系。关爱士兵健康，及时医治战场伤残士卒，是衡量一个名将的重要因素。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开始注意士卒健康。对伤病员健康的重视，一方面是从战争效益出发，另一方面也是仁爱精神的体现，更是我国朴素人道主义的彰显。 　　《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誓师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齐将军司马攘直，对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扮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l]”。魏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负粮，与士卒分劳瘁。有士卒患疽，亲为吮脓血。周太祖时(951-953年)王环为将，每战常置针药于庭右。战罢，索伤者于帐前，亲自治疗，故甚得士心，所向皆捷。唐朝杜佑所撰《通典》载有唐太宗亲抚病兵，救交州县供给的事实。“大唐贞观中，太宗亲征高丽……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始至床前，问其所苦，仍勒州县厚加供给”。岳飞为将，“卒有疾，躬为调药”。率军在今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地区作战时， “时以盛夏，行师瘴地、抚循有方，士无一人死于病者” 　　这些关心士卒健康并与之同甘共苦的军事统帅，深谙孙子兵法中“上下同欲者胜”的道理，所以能悉心体恤部属健康，用以加强部队内部的团结统一，被誉为历史上的贤王良将。他们或亲自为伤病者清创、施治，或体恤病患痛苦，减轻其负担，并为其提供饮食、药品，表现出对伤兵的仁爱、尊重，以此凝聚军心，重新焕发部队战斗力。这正是古代医德思想在战争活动中的延续，为研究古代军医伦理提供了宝贵依据。2对伤病军人疗治的具体规定重视对伤病士卒的粮药补给并遣医赴救 　　对伤病士卒最基本的救治体现在开辟专门场所安置伤病者，及时派遣医官救治，并有专人照料，提供粮药补给。根据《墨子·号令篇》的记载，当与敌人作战时，在当地富有者的房屋中应腾出一部分作为临时伤兵医院。“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间视病，有廖，辄造事上”。这就是说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建的病舍中疗养，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用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行归队。 　　中央在必要时会遣太医局派太医担任军队中的医疗工作。如北宋元佑八年(1093年)四月，宋哲宗下诏，以“在京军民疾患，难得医药”，令太医局选差医人，“分认地分诊治”，所需费用由“封桩钱内等第支破”。宋高宗下诏，“令翰林院差医官四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看诊，合药令户部行下和剂局应副，候秋凉日住罢”。后来，“每岁降诏同此”，成为一种固定的救济措施。绍兴廿二年(1157年)，令行在每岁差医官遍诣城内外看诊给药，其诸路州军也有岁赐合药钱，许军民请服。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九月，诏“以两广、海外四州城池戍兵，岁一更代，往来劳苦，给傣钱，选良医，往治其疾病者，命三二年一更代之”。永乐十二年(1414年)四月，北征驻哗清风壑，命大营五军诸将，但官军有疾，令太医给药，未痊者，遣人护送万全修养。永乐二十年(1422年)四月，命太医院增添军士于各营，并命医者朝夕巡视各营将士，有疾病的人应给良药。太医主要处理突发及流行病季节中军队病患的临时短期医疗工作，长期担任军队医疗工作的还是以太医局学生为多数。 　　由此可见，对伤病士卒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保障古已有之，除了向一线派遣军医开展战场救治外，当出现大规模伤病时，还运用国家医疗资源，派遣太医局太医担任军队中的医疗工作，并对救治工作登记造册，充分体现了古代军事医学在伤兵士卒救治中的突出成就。对伤病军人的疗治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军医队伍的不断建设、完善，从最初没有专门的军医编制，到后来设置专门的军医。随着军医的产生对军医职业精神的要求也不断深化。2.2注重对伤病士卒安全运送 　　我国古代对伤病士卒的运转也有相关规定，如运转伤员的工具，伤病员的护理，旅费、粮食等的发放都有记载。这些制度安排反映了古人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