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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探究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哲学是以“实用理性”为其存在形态的，或者“实践理性”与“实用理性”在指中国哲学时并不完全加以区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泽厚先生在其历史本体论中所表明的观点。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乃是经验合理性的概括和提升，人类的经验来源于实践。实践是使用一制造工具的劳动操作活动，人类在生产劳动中不但产生了区别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社会语言、文字、艺术，还形成了系统的相关的理论体系。 　　一、理论与理性 　　就根本含义而言，“理”，指的是客观事物自身运作的次序、事物或事件存在的根本规律;“论”则有分析判断之义。理论就是社会实际生活中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实践有系统的认识通过思维的综合上升而形成的认知结果，它是以形而上的方式存在的。因此，李泽厚先生所说“理性”其实就是“理论”，因为他给“实用理性”所作的解释就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一种有系统的概括。但这种“实用理性”和我们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具有本质区别。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性的分析有两种基本的解释，首先，他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或者称为纯粹理性和一般理性川:理论理性不是通过实践的反思而成，亦非推理而得出，在康德看来，它实际是人先天具备的，类似部分儒家学者对心的本然之性的认识，“心生而有知”，“凡以知，人之性”。“知”是心本然的一种认知能力。可见，康德的理性并不等于理论。 　　性等同理论，但康德的理性表示的则是一种意志或能力，当它和实践联系在一起时，其表示的价值内涵与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论表现出同一思维理路。从哲学的角度看，实用理性与实践理性相比较，后者更能全面地反映中国哲学的特质。当然，它所体现的内容和实质与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这是必须认识到的。 　　二、实用与实践 　　“实用理性”中的“实用”一词，首先从字面上来理解，无非是说中国哲学的理性重具体的价值层面的作用或功能，轻理论的思辨。正如李泽厚所说:“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的思辨之路，也没有走向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其次，“实用”也明显受到西方“实用主义”派别思想的影响。“实用主义”的原意就是行为或行动，它在哲学上强调立足现实生活，注重行动本身，一切理性都要用实践去引导、规范，甚至用来塑造人的情感和欲望。因此，“实用主义”又称“行动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这和“实用理性”中的实用原则是不谋而合的。最后，“实用”理论与中国小农社会的实际生产生活状况是符合的，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更关心的是其行动的现实价值。因此，恩格斯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国人远胜东方其他民族。”叫实际上，中国哲学理论的产生并不来自下层劳动人民，而是来自贵族、士、儒，哲学和现实的生产生活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并且，他们之间也不存在完全重合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以“实用”和“实践”为例:实践的日常意义和哲学意义并不相同，人们往往把一切人类的行为活动都看作实践。实际上的“实用”包括了生产生活及日常行为等行动，生产劳动等仅仅在于满足人的生理上的生存和欲望。但哲学意义上的实践不同于生产劳动，它涉及更多的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的自身就是目的，实践不是维持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广义的伦理行动和政治行动。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解释和我国古代对伦理道德的态度一致，践履、践行指向伦理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实行，没有人会把挣钱、做工与实践或者践履联系在一起。 　　三、超验与经验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中说:“中国哲学本身没有一种沉思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中国哲学没有一种理性的形式主义特点，不像西方的法理学那样。……中国哲学没有产生经院哲学，因为它在职业上就不专注于逻辑，逻辑概念本身对中国哲学来讲是绝对陌生的。中国哲学只关注经文的书写，它不是辩证的，而是保持着对纯实践问题和世袭官僚身份利益的倾向。”以韦伯的理解，中国的哲学就是一种经验性的，缺少超经验的理性的思辨和理论的形而上学。由此，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的哲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者更有甚者说中国基本没有哲学。如果以形而上的角度看，中国哲学从先秦道家的“道”、“一”至魏晋玄学的“无”、“有”，一直到宋明理学的“理”、“欲”，以西方哲学的理性解释方式，无不充满了决定精神和理念的特点。这些概念的提出，无论其背景或根源如何，仅从其表现形式来看，体现了人类思维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而很难找到它们在现实世界相应的实体，就像西方上帝的概念一样。如果从系统性和思辨性的视域来看，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