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与中国早期的文化往来.docVIP

俄国与中国早期的文化往来 　　一、中俄间的早期联系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俄之问有着悠久的文化交往的传统，这种交往甚至在古罗斯最早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已经萌芽。13世纪以后，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南卜西征，使中俄之问有了进一步交往的可能。17世纪初，俄国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势力扩张到额尔齐斯河流域，为中俄两国问的近距离交往创造了客观条件。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该条约奠定了两国问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睦邻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在拓展对俄关系方面也开始有所作为。 　　雍正时期《恰克图条约》签定之后，中俄始有正式往来，向俄国派出了第一个正式使团。随后俄国传教士团和41位留学生来到北京，努力学习中华文化。早期俄罗斯对华交流的中心在北京，后来逐渐转移到圣·彼得堡大学，该校于1855年成立东方学系，这更便利于中俄问的文化往来。 　　二、东正教使团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西方的传教士，俄国也是如此。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始于17世纪中叶。雅克萨之战清政府抓获大批俄国俘虏，愿意留卜的被编入八旗并得到优厚照顾，并满足他们的宗教信仰。清政府尊重东正教的政策和措施，引起沙皇彼得一世和俄国东正教会的重视并受到鼓舞。1700年彼得大帝卜令建立驻北京布道团，该布道团成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 　　从1716年的第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华使团至1933年，沙俄政府或俄国东正教会先后向北京派出20届传教士团，累计200多人。其中，除神职人员外还有学者、外交官及学习汉学的学生。传教士团驻地即是专为俄罗斯来京读书子弟而设的国子监俄罗斯学的所在地。传教士团中先后有9人出任中国最早的俄语专科学校-内阁俄罗斯文馆的俄文教习，编写出中国第一部俄语教材《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传教士团成员在中国大量搜集中国典籍，他们创建的传教士团图书馆曾经是北京建立最早、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并1844年的道光年问组织了第一次政府问的图书交流。 　　从19世纪来华的东正教使团开始，汉学研究便在有限的条件卜开展，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尤以比丘林为代表。比丘林作为第九届传教士领班来到中国，致力于各种语言语法的学习，他还创办了俄国第一家汉语学校，成为汉学研究的泰斗人物，把汉学研究从粗糙的翻译过渡到精细的研究，俄罗斯汉学的中心也从北京内阁俄罗斯文馆转移到俄罗斯国内汉学中心-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这些优秀的汉学家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使者。 　　三、文化往来的开展与深入翻译与研究 　　最初的中俄文化交流通道是由两国的翻译家架设起来的。对于翻译工作而言词典是必备的工具，因此早期俄国汉学家比较注重编词典，前文提到的比丘林在这方面成就最高。他编过多部字典、词典和语法书，最有特色的是《汉俄语音字典》。除此以外，比丘林还编纂了7种汉语词典，编写了俄罗斯第一部《汉语语法》，他的代表作有《中国，它的居民、风俗、习惯及教育》、《中华帝国政治概述》、《中国的民政和风俗概况》等。“中国热”就这样在俄罗斯出现了。 　　早期俄国汉学家在介绍中国文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当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是从西方文字转译的，后来也从满文转译。如最早在俄国出现的中国纯文学作品是元杂剧《赵氏孤儿》，这是由著名剧作家苏玛罗科夫翻译的，译作依据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德文转译本。而中国早期的俄国文学翻译家在介绍俄国文化时时常对原作进行随意改动或发挥，如最早被翻译过来的名著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并根据中国读者习惯将所有的章目都改成了章回体形式。 　　在完成了资料积累阶段后俄国汉学家便开始深层的文化思考，时问是在19世纪中后期。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由俄国汉学家写就-《中国文学史纲要》，作者瓦西里耶夫。此作涉猎面相当广泛，最值得今天的文学研究者重视的主要还是他谈文学的部分。作者认为《诗经》是一部真正的民问诗歌集，他反对儒家对这个卓越文献的传统解释，又第一个倡导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民歌。他对中国戏曲产生的历史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强调了它的民问渊源。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他认为中国文学在与欧洲文化的交流中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和鲜明，它将融入欧洲的思考、学识和精神，但不会丧失自己的传统KJN和特点。这样的观点应该说经受住了时问的考验。另外，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著作也是由同时代的俄国汉学家完成，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更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故事》。俄国不少优秀的作家如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也沉浸其中，整个俄国的汉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