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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儿童权力缺位及其应对策略 　　瑞典著名教育家爱伦凯曾站在20世纪的起点上预言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儿童的地位、命运、福社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有关儿童的观念、存在及价值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思考和关注。保护儿童权利、促进儿童福祉己经成为参与度最高的国际性协作事业之一，“儿童权利”的发展也逐步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运动。正是如此，“儿童权利”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我国，直至90年代我国成为《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结缔国，“儿童权利”才正式被我国部分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所关注和重视。目前，我国己在保护儿童权利的社会文化和法制建立等方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儿童权利”仍然遭遇重重困境。本文从保护儿童基本权利入手，试图从赋予儿童权力的现状、原因及实现途径做一阐述。 　　一、儿童权力的重要性及现实表征 　　在我国既有权力系统中，儿童权力缺位的现象显著，并导致其他权力系统(如学校权力、教师权力和父母权力)的越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儿童基本权益。学龄前和小学阶段儿童权力缺位尤为突出。试图从儿童权力的作用及重要性入手，揭示当前儿童社会生活中权力缺位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1.儿童权力的重要性 　　在梳理英国伦理学家汉娜·摩尔及我国学者张爱宁、冯锐、王勇民、吴鹏飞对“儿童权利”概念的论述基础上，将“儿童权利”做了如下界定:儿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可的情况下，而享有的某些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自由，及受到某种对待的资格。然而，从《公约》的签署到有关儿童权利的各种法律文件的颁布至今，儿童权利仍然屡遭侵害不胜枚举。可见，仅仅从颁布一系列法律文件入手保护儿童权利可谓是杯水车薪，而“真正能够保护一个人的自由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力。权力是权利的实现方式，是权利的完成状态，如果不实现为权力，权利就是没有完成的目标。”即“儿童权利”是儿童应享有合法性利益的逻辑表述形式，只有赋予儿童真正的权力才能保护儿童应有的合法权益。正所谓“儿童赋权使每一个儿童成为受尊重的个体，挑战和改变人们对于儿童的局限及歧视的观点和期望。”赋予儿童适当的权力表明:儿童不仅是权利被动的、受保护的对象，同时也应是拥有行使权利的力量和能力的对象。由此可见，没有权力的儿童或没有儿童权力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儿童基本权利，进而导致儿童权利陷入一纸空文。然而，在既有的权力系统中，儿童权力是被忽视的，是让位于其他权力主体的，儿童自身没有权力或处于“被”权力中。 　　2.儿童权力缺位的现实表征 　　在社会生活中，儿童权力缺位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而:其一，儿童未享有权力;其二，儿童“被”成人权力。儿童未享有权力是指在既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没有明确给予儿童适当的权力，来保障其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笔者通过对《儿童权利公约》签署起至今，我国所出台的专门保障儿童各项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文本分析发现，所有文本均是对“儿童权利”的规定，并未提及“儿童权力”的相关事项。《公约》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文本中通过规定儿童参与权时曾传达了应给儿童“赋权”这样一种理念，同时对儿童权利的拘束对象作了规定。然而对儿童拥有独立行使、保护其基本权利的法律能力、途径、方法，并未作出任何明确规定。如此，使得部分儿童在家庭中仍然受到虐待、在学校里仍然受到体罚、在生活中仍然受到歧视。 　　儿童“被”权力是指部分成人将儿童的权力等同于自己的权力，将自己权力凌驾于儿童权力之上，使得具有行使自己权利能力的儿童遭遇“架空”。儿童“被”成人权力主要发生于儿童权利与社会、学校、家庭、成人的利益相冲突时，成人多以儿童身心发展不成熟、生活经验不丰富为由，以儿童基本权利来谋求自身利益。如，部分教师不同程度上的虐童和变相体罚、限制儿童在校时间的自由、篡改班级民意选举结果等;部分家长以保护儿童为由，限制儿童自由、剥夺儿童权利。儿童在此类事件中所受到或直接、或间接，但都是巨大影响的真实状况，却有意无意被忽略了。 　　二、儿童权力缺位的因素探析 　　1.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淡薄 　　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淡薄，未养成正确、科学的儿童权力观念，是我国儿童权力缺位的文化因素。我国从母系氏族到封建社会结束，一直强调的都是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规定人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不是关于人们可以做什么或可以不做什么。因此，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土壤滋养下，儿童权利和儿童权力基本不受重视。况且，儿童权利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我国，直到90年代我国成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结缔国，才正式被我国部分有识之士所关注和重视的。源于并保障儿童权利的儿童权力就更不被重视了，时至今日对于“儿童权力”的研究都还相当少，普通民众对于儿童权力的认知就更不必说。多数